据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今口阿富汗和中亚一带)的景卢出使中国敦煌,向博士弟子伊存传授《浮屠经》。从此印度佛教开始经西域传入中国,但尚未进入内地。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派遣蔡惜、泰景等18人去西域寻访佛道。他们在大月氏国遭遇天竺著名的法师摄摩腾(又迎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携带大量佛经和释迎牟尼佛像,随蔡惜等一道返回洛阳。经商定他们在洛阳组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并命名为“白马寺”。从此白马寺成了中国佛寺的祖庭。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东汉严佛调削发出家,成为中国最早的僧人。其后三国时期魏国的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学者。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天竺沙门昙柯罗来中国传经,并创行“揭磨戒”,中国才有正式受戒的沙门,而朱士行则是中国汉僧登坛受戒的第一人。
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的发展大约经历了600年的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以译传为主。翻译的经书,既有大乘教的,又有小乘教的,但以大乘教的为主。到北齐时,中国所建佛寺达4万余所,到北周时,除还俗僧尼外,光北方就有僧尼约400万人之多。到南朝时,中国佛教形成许多学派,如三宗派、四分律师、净土师等,他们具有了宗派雏形的一些特征。
隋唐时期,中国统一时间较长,国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发达,国力增强,中国佛教空前发展。在此期间,唐朝政府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和控制,使佛教有序发展;同时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佛教呈现出“中国化”的特色。各种教派在自己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他们以印度佛教经典为依据,纷纷开宗立派,以此形成天台宗、三论宗、法相(慈恩)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和密宗八大宗派,进而由译传转入创造发展阶段,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到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四大特点:第一,政府允许出家僧人有宽松的环境,寺庙(院)有田有地有资产。宋初有僧人6. 8万余人,佛寺2. 4万余所;到1949年前夕,僧人发展到395万余人,佛寺达56. 3万所,可见僧人和寺院发展很快。第二,继续翻译佛经。宋太祖责令宦官编修藏经,雕刻经板,印刷我国第一部大藏经一一《开宝经》。第三,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禅教一致论”。元代以后,汉地精英佛教派别普遍停滞、衰退然而大众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为流行的是禅、净二宗,各宗派明显具有融合之势。第四,禅宗趋于中国化,支派最多,流行最广,目前绝大多数寺庙是禅宗林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对中国各名族影响深远。尽管如此,中国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仍遇到较大的困难。如“三武一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及宋徽宗“改佛为道”等多次重大“灾难”性事件,对中国佛教文化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在这个多文化交流融合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护我国的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