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南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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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5-28 10:19:44 点击数：
如前所述，禅宗之南北对立的实质是方法上顿渐之异。然而，造成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与南北地区不同的地理及人文环境因素有关，也与不同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坛经》记载慧能在回答弘忍法师“汝是岭南人，又是噶撩，若为堪作佛”时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噶撩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弘忍法师亦正是认为慧能的带有革命性的佛教思想“缘在岭南”，故令其速回南方去。后来，慧能之法孙石头希迁在其《参同契》一著中开篇也说:“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宗。”虽然佛教主张众生平等，道(佛性)不分南北，然而“人有南北”、“根有利钝”之不同，也就是说明了地域及文化有差别。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及岭南等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南禅最后在中国的盛行，也正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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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禅宗的南北二派之对立，不仅仅是禅门独有之现象。就整个中国佛教来说，也存在着在佛法流布上的南北差异。汤用彤先生曾指出:“按佛法之广被中华，约有二端，一日教，一日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执。而在中华，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则生死事大，笃信为上。深感生死苦海之无边，于是顺如来之慈悲，修出世之道法，因此最重净行，最重阪依。而教亦偏于保守宗门，排斥异学。至夫言理，则在六朝通乎玄学。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人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者亦同归而殊途。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内外之争，常只在理之长短，辩论虽激烈，然未尝如北人信教极笃，因教争而相毁灭也。”也就是说南方重义理，北方贵教用。重义理则与清谈、飘逸合流;重教用则同事功、质朴并趋。汤先生在此对中国南北方佛教的不同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归纳，所言极是。南北佛教之差异甚至对立，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与普及，有时是很不利的。故而隋代天台宗的出现，就是智者大师为融合南北学风差异所作出的努力。
而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人》一文中，从由来已久的南方(江淮)地区与中原-带学风之对立，说明了造成中国佛教南北差异的原因:“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世，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赞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从而造成南北地理人文的巨大差异。在《隋书》“儒林传序”中就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说法。可以说，这一差异迄今犹存，如所谓“京派”(北)与“海派”(南)之别。因此，当印度佛教传人中土之后，在佛教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中，南方与北方也呈现出不同的佛法取向。这是从地域文化的不同来说明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消化和吸收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
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南北佛教之差异往往又是通过种种偶然因素得以展现。其中，政治经济等因素显得尤其重要。禅门南北之争，以及佛教史上许多派系斗争的背后，无不迁涉到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从达摩人华以来，其独具特色的禅法本是代表了当时下层禅众的利益，而与代表受统治阶级支持的北朝佛教中的“官禅”相对立。然而，随着禅宗宗派的建立及影响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原本代表下层民众的达摩禅，也逐渐演变为官禅，这在禅门北宗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
如弘忍门徒之篙山一京师禅系(即神秀系)，由于受到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之推崇和礼遇，而演变为官禅。同时神秀本人也数度被迎请人京，被尊为“两京法主，三门帝师”，成为北方禅宗的领袖。另一方面，南宗代表人物神会之所以敢于北上辩论，并最终确立南宗正统，也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他与当朝宰相张说、房琅，兵部侍郎宋鼎等过从甚密。神会本人也积极效忠于唐王朝，曾将度僧所得全部捐给国家，对官军收复二京、平定安史之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唐肃宗还特地诏其人内廷供养，并奉诏天荷泽寺内建禅宇并居之。随着神会地位的上升，南宗禅始为朝廷和士大夫承认。“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796 ) ,救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救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特别是经过德宗皇帝认可，使得南宗日益强大，并最终取代了北宗的官禅地位而风行天下。
中国佛教在两千年的发展史上，深受封建帝王政治的影响。虽说这种影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的确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因素。南北地区思想文化的差异及王朝政治对中国南北佛教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中国佛教南北差异影响了帝王及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另一方面，王朝政治的影响又深化了南北佛教的对立。我们从中国佛教史上的数次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灭佛)来看，四厄事件中，除唐武宗禁佛是发生在国家统一时期，其他三厄都出现在国家分裂、南北对峙时期，且灭佛行动又都出现在北方，相对说来，南方统治者则比较重视佛教一些。应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然，帝王或兴佛或灭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地缘的因素，不一而足，需要我们进行辩证的分析。
中国佛教在教理上特重圆融，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高僧大德为融合南北学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教观并重的天台宗、华严宗等。然而笔者认为，总体来看，即使在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南北差异仍然存在，在某种意义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由于“会昌法难”及北方战乱的影响，同时南方地区的南唐、吴越、闽等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及发达的经济环境，以“明心见性”为宗旨的达摩禅法暨禅宗南宗却得以一花开五叶，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在南方地区迅速广泛地传播，禅宗亦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同时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向南方转移。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江南以及广东、福建一带，特别是在南方民间，中国佛教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知识分子逃禅现象屡见不鲜，释门儒风盛行，乃至于流放僧、市井僧也都与南方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顾炎武所说:“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从唐末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尤其是从教理上来说，整体上呈现衰颓之势，然而，但作为信仰习俗的中国佛教文化，在南方地区则是一直流行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