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专门立法为核心，附属立法相配合。我国当前的反恐法律体系由专门立法和附属立法有机结合而成，形成了结构上相对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专门立法指我国《反恐法》等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的法律、法规，它可以不受国家原有法律框架的束缚、不依附其他法律文件而独立存在，规定了我国反恐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反恐工作的诸多具体内容。附属立法则是指分散规定于刑事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的与反恐相关的条文，由于不同的部门法都是针对其专门调整的社会关系而系统制定的，因此这些部门法中涉及的反恐法律、法规也与相关的部门法调控范围紧密联系。专门立法从整体上系统性地规范了反恐工作的全局，克服了附属立法太过分散杂蹂的弊端，具有更强的规范效果与警示作用;附属立法构建在部门法框架内，专业性较强，能够弥补专门立法的疏漏之处，有利于在不同领域开展反恐工作。专门立法与附属立法相结合，更有利于我国反恐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反恐实践工作的开展。

    第三，立法将“去极端化”作为反恐重点。综观十余年间国际、国内发生的恐怖事件，从“基地”组织，到“东突”势力，再到“ISIS "，绝大多数恐怖袭击都染着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诸多恐怖组织都打着宗教的旗号宣传极端主义思想，进而煽动暴力恐怖活动。在这互联网普及、自媒体兴起的时代，三股势力更是假托宗教、民族的名义，利用网络在QQ、博客、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肆无忌惮地传播极端主义音视频资料，企图在群众中掀起骚乱。我国立法积极应对实际情况，对极端主义予以坚决、严肃的防范和打击。《刑法修正案(九)》将极端主义看作是诱发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将刑法治理的重点转向了“去极端化”，将去极端化纳入了反恐工作的整体格局之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对传播极端主义的行为进行打击，二是维护我国的婚姻、教育、司法制度，三是强化了公民在去极端化中的法律义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在《反恐法》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极端主义”的概念并在贯穿全文的众多表述中将其与“恐怖主义”并列使用，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防治提到了反恐“治本之策”的高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则在《反恐法》和《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特别针对新疆去极端化问题作出了具体细化规定。我国反恐立法将“去极端化”作为了关注重点，体现出了去极端化工作的严峻性，宣示了打击和防范极端主义的决心，也为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侦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