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川启慈的对话思想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阿尔弗雷德·舒茨的多元实在论影响较大，他始终认为“实在”是由“语言”所构筑并通过语言被感知的。他赞同英国宗教哲学家库比特的“语言构成论”，正如库比特在他《最后的哲学》一书中谈到的，“如今的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语言之中，我们不可能去否认语言的存在，因为否定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语言行为了。……事情的过程我们必须将‘它’采取语言的形式来描述，才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人类生活已经彻底成为一种语言生活。每一件事的过程，都要靠语言描述才具有连续性，我们确认生活的目标，也是要凭借语言的。星川启慈在库比特的“语言构成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言性宗教构成论”，他认为宗教本身是需要凭借语言来表述的。例如人们创造了“神”这一概念，通过语言来描述和传承，通过大脑的机能来感知，在感知这种宗教之“实在”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语言实现“超越时间的同一性”，即无论经过多久、多少变化，基督教的“神”或者佛教的“佛陀”这样的概念依然保持同样的状态被认知。即使“神”并不存在，即使信徒无法直接感受“神”的存在，但“神”这一概念依然在宗教世界里发挥着无以伦比的神奇机能，宗教也因此得以存续。同样，人们讨论真/伪、善/恶、合理/非合理等知识或真理，也无法挣脱概念或语言的束缚。这些概念对于宗教而言，既是相关的，又是相对的。因为宗教的真意或者极致只能从某种宗教传统或者宗教共同体内部衍生出来，而宗教体系也是凭借其内部独特的词语、概念来支撑的。对于复数化的宗教团体而言，其宗教之“实在”只能由其自身的概念体系和语言体系决定，不存在一种惟一的、客观的实在，宗教之“实在”是彼此相异的。
在此基础上，星川启慈建议从“概念框架”的视角来把握宗教，虽然宗教并不等同于概念框架。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概念相对论，“区别其真伪的标准只能在宗教内部找到”，“只有宗教信徒才能理解其自身宗教的理念”，“来自外部的关于宗教信念的批判不能成为批判”。宗教对话因此成为一种非同一框架则无法彼此理解的封闭的语言游戏，这恰是宗教对话的难点所在。为了能够超越自身框架达成对话，必须使对话双方处于同一框架之中，因此星川提出了“第一水准语言”和“第二水准语言”的主张。“第一水准语言”是指宗教共同体内部的语言，即宗教信徒们通常在自身宗教共同体内部使用的语言。如果使用“第一水准语言”对话，比如熟知《华严经》的僧侣与深谙《圣经》的牧师，用各自经典特有的语言来表述教义则无法达成信仰层次的相互理解。星川建议使用“第二水准语言”，这是用于考察诸宗教的高次语言，是宗教的信徒们能够与自身信仰的宗教拉开一定的距离，同时将他宗教纳人视野之中，着眼于对多种宗教进行反思性考察和比较的视角来使用的语言，亦可称之为“反思性语言”。通过“反思性语言”来将包括自身宗教框架在内的两种甚至多种宗教纳人视域之中，才有可能避免“独语型对话”，从而达成信仰层面的交流。“第二水准语言”让对话双方意识到确有不同于自身框架的信仰体系存在，这是超越自身框架的前提。只有对话双方都能实现对自身框架的超越，并有足够的关于对话难度的心理预期，努力尝试通过反思性语言进行沟通，对话和理解才具备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