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实践之总和，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狭义上主要指观念形态的思想与精神，后者在根本上从属于前者，而且与政治、经济等具有密切关联。文化精神，则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思路。具体到中华民族，纵向来说，近代史学家钱穆先生从民族融合角度划为四阶段:上古至先秦为基业之完成，秦、汉至南北朝继续扩充，隋唐至元末中华民族再融合，满洲入关至现代则未有止境。与此有所呼应，苏渊雷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学术有几次大融合:春秋之孔子承周礼而成六艺是古代学术的首次总汇;战国至汉朝多元合流，最终杂用黄老且儒法合流是二次综合;六朝以降，儒学中落而道家兴起，佛教流传且禅宗日盛，道教也随之而起，至宋明便有三教融合象;此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中西古今相会，第四次大综合正在进行。从共时性角度说，中华民族陆地广阔，河流水系发达，虽然东南有大海，然作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则相对封闭自足，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主要体现为几千年的以农立国，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朴素务实的农业生产也减少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神思玄想，对上帝崇拜和宗教思想并无印度、阿拉伯等地那般深远浓厚;政治结构方面主要体现为家国同构，即政治意义上的专制制度与家庭意义上的宗法制度相结合;信仰形态方面则是世间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本位，非彼岸世界的宗教诉求。

    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四个方面，这体现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渗透在政治、经济、信仰、文学等多方面。具体到宗教的发展与宗教人格的形成，佛、道二教主要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与调试，宗教人物的状况比较复杂，有的意味着严肃的精神生活，而世俗意义上的功利追求者也不少，尤其是宋朝以来，随着社会世俗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宗教的世俗化也不断加剧，这在“宗教人物形象”中亦有所体现。与此同时，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使古代文学以尚善为大端，追求和谐之美，这对“宗教人物形象”的定位、功能、艺术特征等也有直接影响。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建构受到西方冲击，以安稳和谐为主的大陆农耕文化与孜孜求富强的西方商业文化相遇，中和之美转向现代的对立与崇高，但传统文化精神仍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潜藏于现代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刻影响社会的整体走向，且在多方面呈现出来，这是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所处的深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