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与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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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6-09 10:11:48 点击数：
如果说中华文化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是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远因，那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则是“宗教人物形象”的具体缘由，因此有必要对所谓“现代性”、“现代化”予以简要的历史爬梳与理论概括。
知识考古学表明，最早使用“Modernus”是源于基督教内部的新旧之分。英文词典中的“现代(Modern)”主要释义为:时间意义上的近现代与当下;与传统有分别的新式风格，如音乐、服装、时装等;技术革新意义上的时新与先进;行为、思想等方面未必为大众接受的时髦与新潮。当然，作为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话语的肇源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降，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明显不同的全面转型，如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理性的强化、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的式微、个体意识的强化等，这些构成了“现代化”的具体历史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内涵。学者吉登斯、滕尼斯、涂尔千、齐美尔、舍勒、韦伯、梅因等对此有所概括，形成所谓现代性话语。
参阅国内外学人著述，结合本论题实际，笔者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归结为三大侧面。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感性欲望生活的合理化，亦即感性现代性;科学技术在工业化社会中大行其道，法律规则支撑社会生活运行，是为理性现代性(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因为前两者共同驱逐中世纪的上帝信仰和宗教生活，因此终极信仰的缺失又呼唤出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探索。三个侧面既有历时性的因果链条关系，同时又在各自产生之后形成共时性的对立统一格局，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领域，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正是在此过程中，西方基督教出现“宗教改革”与新教运动，逐渐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个体化、理性化、世俗化思潮相适应，同时避免了转型时代的信仰真空和意义迷失，西方社会出现兼有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的宗教人物，文学作品中亦有生动表现。
虽然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家族相似”特征，但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普遍的现代精神必然与本民族、地域的社会历史特殊性相结合，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就社会现实层面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迫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展开，因此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启蒙，又要反抗列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二者始终不够协调乃至关系紧张。另外，在文化建构和精神生活层面，西方社会出现人文主义、科学理性、艺术审美等领域的独立，以此实现对中世纪宗教神秘世界的祛魅，将天国与尘世的对立、天国对规1世的压抑转换为现实生活的自信安适，“宗教改革”则以自我调适的方式维护终极价值，但传统中国向无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总体上体现出节制感性而不压抑感性、敬畏神秘而不执著神秘的实用理性、道德信仰与中庸态度，后来又适度融合道家和佛家等信仰资源来完善中华文化整体的意义系统，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与此同时，在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困局中，传统文化未能充分调适自身以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而是在西方文化的东进浪潮中逐渐退守，间或又有强烈之坚守，可见现代中国信仰体系必定形成融通古今、兼取中西之综合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造成现代中国的特殊面相。一是感性现代性旨在冲击落后宗法制度，非为抗争上帝权威而发，因此并不十分自觉与强劲，加之中国文化向来侧重综合融通与道德化信仰③，值逢此国破家亡之动荡乱世，亚待凝聚集体力量和民族情感来摆脱困局，所以感性现代性惟在东南沿海有所浮现，总体上可谓贫弱不彰。二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理性现代性相当强劲，此现代理性精神在民族救亡中与儒家实用理性、道德理性及集体协作精神融合，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三是文化现代性薄弱不彰且缺乏终极层面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素重此岸道德生活而少西方宗教热情，加之近代仁者志士多以挽救现实危局为大端，故吞吐百川智慧以成意义重构大业不合时宜，当时“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战胜“玄学鬼”，也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此方面的特点。
与此同时，转型社会的某些具体文化背景与“宗教人物形象”书写，亦有较大的关联。首先是辛亥革命以来，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民智开发，现代出版业、报刊、杂志等文化传播机构群起而立，有的杂志或出版社本身就是宗教界或文学界创办，这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起到推进作用，也更具体地影响到“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如现代通俗小说的广泛发行及“宗教人物形象”的大量出现就与此有关。其次，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教育获得明显发展，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也不断增加。新式教育和留学经历不仅有效地传播现代科学知识，而且开阔现代作家的视野，助成其现代批判性眼光，最终影响到“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基督教人士在中国建立了若干教会学校，无论是宗教界还是文学界，都有人受到教会学校的影响，如牧师赵紫哀、作家冰心等;某些出国机会本身也属宗教性质，如许地山的英国留学，老舍的英国讲学等，这必然也会影响到其文化立场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现代教育的创办和传播事业的发展不断实现文化背景上的量变，最终出现影响甚大的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而后者又在更为全面和广大的中国社会中推进前者的继续发展，并对“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根本影响。
由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特殊性与具体文化背景可知，宗教界与文学界既受到现代转型语境的制约，也从中受益且有所作为，这都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之思想意蕴与艺术特征。换言之，无论是“宗教人物形象”所传达的人生困惑，还是其坚守之信仰方向，抑或其他方面，无不与此现代化语境形成对话关系，此格局中的“宗教人物形象”既有对现代人生的无奈顺从或主动认同，亦有宗教意义上的自觉制衡，还有现代宗教改革意义上的融合与适应;既有对宗教传统和文学传统的承继，也有对现代生活的信仰体验和艺术创新，还有兼具古今中西的包容等。那些能够充分体现社会意义重构、呈现宗教与文学的交融、传达宗教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对话的“宗教人物形象”，必然成为笔者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