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宗教教育系统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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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6-21 08:08:11 点击数：
以色列建国前夕，本·古里安为了争取犹太教正统派的支持，曾致函以色列正教党执行委员会，承诺未来国家将承认自主的宗教教育体系，双方达成了“维持现状”协议。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犹太移民进入以色列，这些新移民在数量上和身份认同上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人口结构。一部分新移民想要让子女接受宗教教育，保持犹太教信仰。“米兹拉希派”学校实行了接纳政策，放宽了限制条件，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这种不加限制地招生，使得“米兹拉希派”学校急速扩张，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甚至在偏远山区都建立了宗教学校。学校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增强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学校的教学水平，学校中的宗教课程有所减少，这引起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不满。此外，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拉拢新移民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也引起了各政治党派在新移民群体中的角逐。本·古里安总理为了摆脱政治派别对教育所施加的影响，力促议会商讨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的法律方案。经过世俗力量与宗教界人士的激烈讨论，1953年，议会颁布了《国家教育法》，规定国立教育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即国立普通教育系统和国立宗教教育系统。该法标志着以色列国立宗教教育系统的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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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被纳入国立宗教教育系统的学校主要是“米兹拉希派”学校，当时国立宗教学校的在校生占犹太学生总人数的19.1％，到了1968年飘升至28.8％。国立宗教学校学生入学人数的激增与1967年“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六日战争”的巨大胜利，使得以色列社会整体的国民心理发生了很大转变，激发了以色列社会内部世俗力量和宗教人士的宗教热情。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甘心沦为边缘群体，开始调整策略，极力维护以色列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教神圣性，避免以色列社会过于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扩张表现在扩大国立宗教学校的规模和数量，增加学校课程中宗教课程的分量。宗教教育出现了一番繁荣发展的景象，劳伦斯·迈耶直言:“在以色列的世俗教育中，教书己失去建国前伊休夫时代这项职业所特有的光荣感……但在宗教教育里，教书在社会地位的天平上，丝毫没有失去其价值和荣誉的分量”。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重新夺回了西岸圣地控制权。以色列的犹太教信徒相信弥赛亚的降临近在眼前，为了顺应“救赎”的实现，他们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培养精英宗教人士的教育机构。此时，要求国立宗教学校实行全面彻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激进人士甚至提出将国立宗教教育转化为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托拉教育。但是，国立宗教教育隶属于国民教育系统之内，必须要开展世俗的现代化课程。一些宗教群体要求强化宗教教育的呼声显然违背了国立宗教教育的办学宗旨，遭到了政府的反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开始建立“诺姆”C Noam男校)和“兹维”(Zvia女校)学校，抗衡国立宗教教育系统。这类宗教教育系统实行彻底的男女分校制，强化犹太教经典的学习，严格要求学生和老师的言行举止都要遵守犹太教律法。许多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都选择将子女送往诺姆和兹维，这导致国立宗教学校生源减少。
20世纪80年代，国立宗教教育系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982年以色列政府从西奈半岛撤离。从“六日战争”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以犹太民族伟大的拯救者自居，这一事件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宗教情感。以色列政府与埃及进行的和平谈判被视作国家梦的破碎，公众爆发了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引发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动荡。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国立宗教学校遭到了以色列社会的强烈指责，人们认为宗教学校逐渐沦为制造破坏活动的加工厂。国立宗教学校的教学重点也发生了偏移，越来越强调加强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灌输给学生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争夺政治权力而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时期的国立宗教教育遭受到了以色列社会的质疑。直到1997年宗教管理委员会发布声明，再次重申了国立宗教教育的官方地位，才逐渐打消了人们对国立宗教教育的疑虑，稳定了国立宗教教育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犹太教传统势力影响力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国立宗教学校的宗教教育能力下降，学校应该丰富宗教课程，为学生营造更加浓郁的犹太教正统派氛围。国立宗教学校许多学生转学到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所兴办的私立宗教学校。在此情况下，国立宗教教育系统逐渐革新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又转移到了宗教课程上。就这样随着以色列社会世俗与宗教力量的此消彼长，国立宗教学校也在世俗的现代性与宗教性之间寻找平衡，以适应以色列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