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勘探和发掘所揭示的西汉列侯墓园的资料虽然有限，但诸侯王陵的陵园却也发现了若干座，通过比较可以加深对列侯墓园规制的认识。①在已经发现的诸侯王墓中，经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陵园规模形态的也很少，江苏吁胎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即其一例。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平面近正方形，边长490米，四面筑有夯土墙垣，陵园内发现有主墓、陪葬墓及器用陪葬坑，其陵墙相当于西汉帝陵三重陵园的主陵园(中陵园)，陵园范围基本清楚。另一座陵园大致清楚的诸侯王陵是河北定县八角廓的中山怀王刘修墓，该陵园周围的夯土城墙平面为接近方形的纵长方形，南北长145、东西宽127米。由于城墙距离封土很近，且封土内只有一座墓葬，该墙有可能相当于帝陵三重陵园的内陵园园墙。前述两座西汉王陵的陵园，规模一大一小，但都为方形或近似方形，其形态与西汉帝陵内陵园的形态基本一致，而与上述两座列侯墓的长方形单重墓园有所不同(图2)。诸侯王陵园为正方形而列侯墓园为长方形，这从汉景帝阳陵的陪葬墓也可以得到证明。阳陵的陪葬墓分北、东二区，北区两座陪葬墓的墓园都为正方形，园内主墓都是两条墓道的“中”字形，该陪葬墓区的墓主可能是诸侯王等级的人物。东区陪葬墓众多，南北对称排列在阳陵东“司马道”南北两侧，这些陪葬墓分为三期，严格意义的陪葬墓是司马道南北各两排整齐排列的墓园，这些墓园“平面多位东西向长方形，有的近方形”，墓园内的主墓平面均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其墓道都朝向司马道。据考古发掘和文献提供的信息，该陪葬墓区的墓主主要是列侯、公主、郡太守之属。由此可见，西汉诸侯王陵园一般是正方形，列侯一级的墓园平面主要是横长方形。海昏侯刘贺慕园为横长方形，应当是当时通行的列侯墓园规制下的产物。

    按照我们通常的认识，死者墓葬和莹域具有生者宫室和城邑的寓意，这种寓意还往往具有复古性和保守性，不一定尽与同时期的宫室或城邑现象相吻合。西汉时期包括墓葬制度在内的“汉制”与先前的“周制”相比，尽管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西周时期基本成形并在东周时期不断发展的“周制”，对“汉制”及其以后的制度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已经发现的西周王都遗址中，陕西岐山和扶风县周原遗址的岐周城址，其城垣东西约lslo、南北约“0米，总体形态呈横长方形，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中部城墙叠压的西周城址，可能是西周的“成周”所在，城址范围东西长约2650、南北宽约1800米，也大致呈东西稍长的长方形，其年代也不晚于西周中晚期。W7西周时期王都城址呈横长方形，诸侯国的国都城址也多呈横长方形，如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山东曲阜市鲁国都城遗址等，横长方形似乎是西周以来的王都和国都城邑的主要形态。之所以采取这种形态，这或许与周王徽及整个周王朝的版图南北短而东西长的意象有关。周代王陵的陵园目前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的诸侯国公侯墓地却发现了不少，只是墓园进行了全面勘探或揭露的却并不多。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大概以一条龙山时代的大壕沟为墓地的南侧边界，其北面排列着西周前期至东周初期的3排9组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从墓葬分布可推断，其墓地形态应该为横长方形。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陵区面积最大、陵墓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有外兆沟廓定了墓区的范围(目前只探出了西南外兆沟)，其内共发现“中”字形墓葬13组21座，每组即每位秦公及其夫人的墓葬都有中兆沟围绕的独立墓园，墓园横长方形、正方形、纵长方形皆有(从后来秦始皇陵园为纵长方形的现象来看，秦公墓园有可能是从横长方形演变为纵长方形)，其中已经发掘过的墓主可能秦景公的秦公一号墓园，其平面形态就呈横长方形。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国君墓出土的金银错“兆域图”铜版，其上所示中山王膺墓园规划有两重陵园，其形态都是横长方形。可见横长方形的墓园形态，在周代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只是到了战国时期，当全国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些思想敏锐的人士开始构拟未来统一王朝各种制度，基于想象中大一统国家的版图“九州”或“大九州”已经不再是旧有的横长方形，而是划分成九宫格的正方形，因而他们构拟的居中的王朝都城形态自然也就成为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就是那时理想王都规划思想的体现。汉王朝是疆土远远超过先前周王朝的统一帝国，其京城的内城被规划为方形，外郭可能规划为横长方形。因而死后皇帝的帝陵陵园如果仿照生前国都来营建，其围绕帝陵和后陵封土的内陵园为正方形，以象征帝后生前所居的皇宫和宫城(内城);包括帝后在内的更大的中陵园或外陵园被规划为横长方形，以象征帝王所在国都外城。汉代列侯比诸侯王等级差距较大，其墓园采用单层园墙，墓园平面形态只能模仿帝都外郭城的横长方形，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