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记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莞，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三年。”’川从中得知高宗，即殷王武丁，已有不言以表哀悼的信息。守丧制三年以为后世所表，由此孔子得出三年之丧为“古之人皆然”的结论，而前提必然是建立在殷商已有三年之丧的服制，又有清人焦循在((孟子·滕文公上》“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疏中说:“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滕文奉行……是皆商以前之制”，其后傅斯年、胡适亦持此说。
然而此说也是在文献记录上的推论，郭沫若先生在《殷虚书契》中根据殷墟出土的四片甲骨卜辞，厘清了帝乙在其父文丁死后的时间线，由此发现文丁离世后在三年内帝乙主持举行了四次殷祭，如按照“三年之丧”的“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不为礼、不奏乐的居丧仪态，这是不对应的。由此推翻了殷商时期成制说。同时李民先生的《高宗“亮阴”与武丁之治》一文对“高宗谅阴”进行解读，以亮为谅，即是信的意思，解阴为措，即是默、不语的意思，由此得出“高宗‘亮阴’，乃是由于‘默以思道’、‘恐言之不类’。‘不言’是由于‘以观国风’，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行为”。故而此说也许多加考量再予以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