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墓葬壁画的形成时间大都在北宋中晚期，即宋神宗至钦宗期间，此时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出现了许多文坛领袖，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等，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填词作诗，其儒学思想通过文学这种载体广泛流传于民间，表现为老百姓思想开明，具有追求孝道、忠君报国的积极思想，这与南宋的程朱理学最后发展到僵化、教条的儒学理论大相径庭。对整个晋东南北宋期间的墓葬壁画的研究发现，其墓葬共性多、个性少，社会上层和普通民众普遍接受了国家制度的规定，表现出了浓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思想和观念已深入整个社会了。
因而，在丧葬礼俗方面，表现儒家孝道和“成人伦、助教化”的理念已占主流地位，其实这不仅在晋东南，在北宋其他地区的墓葬画像中也有所体现。儒家思想对宋代墓葬壁画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孝行图”比较普遍地出现。“孝”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部分。而《孝经》更是强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种伦理道德在宋代儒学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墓葬图中的“亲尝汤药图”说的是汉文帝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帝王之尊如此行孝，对社会底层市民阶层的教化作用就更明显了。但宋代儒学到后期对孝道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虚伪的做派，已然违背人之常理，如出土的墓葬壁画对“埋儿奉母”的极端宣扬。“埋儿奉母”讲的是晋代人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自供养母亲，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为了孝顺父母不惜残害自己骨肉，对这种思想的极力宣传可谓封建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极端产物，在某些方面也是受北宋中期以后理学思想兴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