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致使白裤瑶人在历史上迁徙频繁，根本无法稳定、安心地致力于经济生产，加之迁徙之地的生存环境都很恶劣，于生产力的提高极为不利，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丹大瑶寨的白裤瑶连基本的铁制农具制作技术都仍未掌握，所需农耕器物依然要向山外的汉、壮族购买。这种通身用铜及铝合金浇铸而成的器物，从采矿、配料、冶炼到铸造，每一个过程及环节都非常复杂，需要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完善的分工、专业的技术和精巧的手工技艺，并且在铜鼓上还铸塑形象逼真的动物(蛙、牛、鬼、鱼等)和自然万物(云、太阳纹等)，或刻上立体、美妙的人体舞姿和龙舟竟渡等造型，这些技术对于一个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山野民族来讲，无疑是难以祈望，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而白裤瑶获取铜鼓的途径只能是向其他民族购买，或用值钱之物交换，即使是先前流传下来的鼓件，也是他们的祖辈与别人换取而得的。对现今白裤瑶使用的铜鼓进行观察，我们发现铜鼓有公母之分，但无论是公鼓还是母鼓，外体的规格与形制都趋于统一，属体形扁矮，鼓胸、鼓腰、鼓足，曲线圆滑、形态美观的麻江型铜鼓。根据中国铜鼓艺术研究学会的研究，麻江型铜鼓是在经历了万家坝型铜鼓(一种以炊具铜釜倒置，用棍棒敲击之物)、石寨山型铜鼓(对铜釜的造型和纹饰稍加美化)等早期时代，再经生活在广西得江流域的僚人在它的鼓面上铸塑繁杂的立体图案，又经广东广西交界的云开大山区的理人把它的体型扩大，且在鼓身上刻上繁褥几何花纹，之后直至宋代，铜鼓艺术大量吸收汉文化，制作逐渐商品化，并刻意追求外形完美，才开始产生的。

    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白裤瑶对铜鼓的崇拜何时产生，但从他们所留存、使用的铜鼓类型，却基本可以判断他们最早拥有铜鼓不会早于麻江型铜鼓流行时代，也就是说白裤瑶拥有铜鼓当是在宋及以后年间，因为有了铜鼓商品化，生活在瑶山里的白裤瑶才可能得到铜鼓。

    再来看白裤瑶对于牛的使用。牛的最初驯用，是作为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工具。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反映出瑶族先民在原始社会主要过着渔鱼、狩猎的生活，秦汉隋唐时期转人“刀耕火种，待雨而耕”，真正使用牛来开耕，则是在宋元时期。随着汉族的大量南迁，给瑶族的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部分瑶族地区已出现用牛开垦农田，种植水稻和旱禾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瑶族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耕牛，用以耕种的牛是剥削阶级为了榨取瑶族人民更多的租赋而“贷出”的，有章停《梅山诗》:“给牛贷种供开垦，植桑种稻收婚钱”的诗句为证。瑶族真正开始使用自己的耕牛，见于史书是在明朝，随着耕作技术上使用铁质工具增多，大部分瑶族地区使用牛耕并且耕已成为财富的一种象征，《广西通志》卷二七八《诸蛮》也记录了瑶族人在婚礼中有“以耕牛为聘礼，少者一头，多者三四头”的做法。如此看来，到了明朝，瑶族人民开始重视牛的养殖，并且拥有了数量可观的、可由自己支配的“财富牛”。

    另外，瑶族的崖葬习俗及考古也可证明砍牛治丧习俗。

    铜鼓与耕牛，二者皆备，至此白裤瑶族才真正具有了击鼓鸣丧、剿牛送葬的物质条件，于是便可得出，白裤瑶击铜鼓、椎耕牛治丧的风俗当是在明朝及以后才出现的。

    今天的白裤瑶寨里已很少见有崖葬，然而崖葬习俗在瑶寨曾经占据葬式主流，较早期的史籍中关于瑶族葬式葬法的记述都与岩崖风化有关，如《广西通志·列传》:“瑶人·一棺而不葬，悬崖穴间。”白裤瑶地区盛行崖葬历史很长，至今崖葬洞数目依旧可观，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续有专家对其进行考古，在这些被定论为白裤瑶的墓葬中闭，发现有的洞内仍陈列有几付、十几付数量不等、新旧不一的木棺，大多年深日久，尸腐棺裂。在里湖瑶族乡的崖葬中，专家们还找到了一些碎骨和一个小野兽头骨，据测，头骨长11厘米，宽4厘米，呈“V”字形，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因为在我国古代用牲畜陪葬死者是很常见的种习俗，过着“断竹，飞土，逐肉”生活的古人以兽肉为食，他们用兽畜陪葬的动机不排除有出于对动物的一种征服感的满足，并祈冀死后有肉享用。南丹瑶族先民一直延续着原始社会这种集体狩猎、“噬其血肉”的风俗，在丧葬文化上也接受并遗传了这种陪葬习俗，因而用牲畜陪葬死者也是自然之事。里湖乡崖葬洞中的小野兽头骨从长宽而论，要比牛的头骨小很多，这告诉我们先期瑶民治丧并没有砍牛，只是用牲畜陪葬。直到明代当牛的获取比较容易，这种能替省大量人力、瑶民先民一直梦寐以的、然而之前从来只能为统治剥削阶级所拥有的财富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时候，他们认为牛的陪殉价值远比其他野兽、牲畜更有分量。近百年南丹瑶族改兴土葬，在瑶寨到处可见土墓前竖立的“牛角桩”，这无疑是砍牛陪葬的杰作，同时我们也在崖葬洞里普遍见到棺架顶做成牛角形，并且当地群众在洞内还得到过砍牛刀，这也印证了即使是在崖葬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在崖葬后期，白裤瑶祖辈已经举行砍牛治丧了。文献上关于砍牛习俗的记述，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贵州通志》，书中载靠近南丹县的独山九姓苗“死丧杀牛祭鬼而葬。”之后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贵州通志》也记到:“仲家……丧时停枢于家，至秋后始开丧砍牛。”这都可借以说明砍牛风俗在桂黔交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程度的流行。

    至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对白裤瑶族的击鼓砍牛治丧风俗的衍化过程作一个大致的描绘:崖葬的大多时期，既无铜鼓作乐，亦无耕牛可祀，只是用一些野兽陪葬。宋元时期，已经能用上铜鼓作乐，渲染气氛，舞动灵魂，但还没有牛来代替其他野兽、牲畜祭葬。明朝，出于对牛的崇拜和信仰，加之大量的饲养耕牛，在丧葬礼仪中开始了用砍牛代替猎兽治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