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的丧葬方式基本承袭了回绝人的火葬法，.但丧葬的过程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死后要给死者穿上新衣服或干净衣服，嘴里含银或玉首饰，用一块大白布;四角绑上蓝布，将死者放在上面。在尸体未僵硬之前要收尸，把尸体收拢成胎儿形，称“圆寂”。然后将尸体装入一条白布袋内，使其头朝西或西南停放。这种头向方位和其祖先“死者头朝北或东北”正好相反。这可能是宗教信奉发生变化而形成的民俗文化的差异。(萨满教的发源地正好在回绝人居住地的东北部森林地域，而佛教传入裕固族则是从西域印度和青海西藏两个方向)。停尸期间要请喇嘛僧念经超度。
出殡时也要请僧人护送。火化前，要请僧人或长老相墓地，选“阴宅”，然后在选后的平地上挖一“十”字型坑，上面置红柳。死者抬到后，脱下衣服，盖上白布放到架好的红柳架垛上。接着，喇嘛念经，用发友草点火，先烧尸体，后烧死者的衣服和生前一些用具、食物。念一遍经，烧一样东西多据说这样做死者才能升天。火化后第三天，死者亲属前往火化地，将全部骨灰装入白布或红布袋里，再放进一点粮食，连同从灰堆里拣出的银、玉首饰一起，就地挖坑埋葬，地上起一坟堆。逢亡者的“头七”到“七七”，乃至周年，都要请喇嘛三人以上念经超度。死者家属在四十九天内，男子不剃头，妇女不梳头，都要戴黑孝，以示哀悼。每年清明节还有上坟烧纸的习俗。
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喇嘛僧人扮演着重要角色，死者的来世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佛教的力量。但是其他宗教也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升化着亡者的灵骨。首先，用红柳烧尸是萨满族的遗迹，柳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易生、易燃，而且一直是萨满的神器。裕固族祭天、祭鄂博时往往把柳树杆插在最高的山堆或土堆上，象征通天“媒介”。用红柳烧尸时那袅袅烟影正是萨满携带亡者灵魂奔向天界的生动写照。送葬者回到家中向守家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X X X飞走了。其次，亡者含口、含玉相墓地，选阴宅，戴黑孝，清明上坟烧纸等习俗都是汉族道教文化的内容。含口、含玉，的原因是“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它在道教文化中的功能是渴望死者灵魂能顺利进入地冥，并按其价值功德来享受来世。再次，裕固族丧葬过程中对喇嘛的念经超度抱有虔诚心愿，一切适从，但裕固族固有的火葬法和喇嘛教的教义相悖。喇嘛教奉火为圣洁之神。只有活佛、上层喇嘛或部落头人才能享用火葬，而俗人火葬认为是污神，不行火葬。由此可见，喇嘛教也并没有真正占据裕固族的祭坛。
上述辨析，从表面看似乎理清了丧葬文化中一些宗教因素的来龙去脉，但由此反映出来的是裕固族丧葬文化的杂乱无章。一代代故而离去，一代代生而祭之，可有谁想过其中的理由?文化的传承接纳，有其约定俗成的一面，但也有形成内在逻辑的要求，裕固族行火葬是传统文化的承袭，并非移风易俗，收尸、红柳烧尸等也是固有宗教观念的遗俗。喇嘛教的渗入进一步规范了这种遗俗，但道教文化的介入使裕固族丧葬习俗不伦不类，失去了内在逻辑。这种文化整合把亡者灵骨升天变神和入地府成仙的两种宗教观念拧在了一起。这对亡者来说归属渺茫，对生者来说追忆无处适从。仅祭祖而言.敬奉“汗点格尔”仪式中有先祖崇拜的情结，到寺院献净水碗、摇玛尼祈祷也不乏对转世祖灵的召唤，清明节上坟烧纸更是追忆先祖的盛节。一命呜呼，其亡灵去哪儿了呢?是上天变神还是入地成仙.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解释，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有不同的祭坛和祭祀方法。可裕固族因复杂的历史经历.频繁的地域变迁以及多种宗教的信奉导致了现在这种丧葬文化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