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先锋人物。因此，鲁迅的宗教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他身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宗教在中国为什么被视作“迷信”的原因。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似乎特别符合其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角色，他的批判言论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然而，众人皆知鲁迅总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反面，却不知他早期对宗教的态度。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一文中认为，宗教之产生本身是“向上之民所自建”，是“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的结果，是“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心理需求。5伙生一世需要面对和应付许多突发和重大事件，在人类遭遇恐惧、不幸、悲剧、死亡时需要得到一种心灵的抚慰。鲁迅认为，人在危机情境下的精神需要理应得到满足，而宗教就是使这种精神需要得以满足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他眼中的宗教之大不同就是因为有信仰，有虔诚之念。
在《鲁迅与宗教文化》一书中，郑欣森将鲁迅早期宗教观的特点总结为三点:其一，鲁迅反对用简单的观点对待宗教。其二，鲁迅注意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认为宗教有陶冶思想、涤荡精神的重要作用，科学不能代替宗教。其三，鲁迅对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视和肯定。II既然早期鲁迅如此肯定宗教和信仰，如此重视宗教在改变人们精神中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后期的鲁迅则毅然决然地走向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是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口L}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辛亥革命后，鲁迅发现宗教成了一种蒙骗、麻醉人民的工具。于是在此黑暗现实的强烈刺激下，他逐渐认识到，不论佛陀的志愿有多么弘大，所设想的普度众人的方法有多么完备，都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在现实与文化面前，他选择了前者。鲁迅宗教观先褒后贬的转变，是因为初期的鲁迅将宗教视作一种文化，而后期鲁迅看到更多的是宗教的政治功能，他对宗教的批判也就随之成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际的一把利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宗教与统治阶级的联手使宗教变成了麻痹民心的鸦片、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宗教被视作“迷信”，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宗教观，在思想发展的前后期有着重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坚持不变、一以贯之的，就是他始终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即使他在批判宗教所起的麻痹人民的作用时，也反对用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待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