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央与地方推崇藏传佛教，明初宗教便成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的桥梁，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诏告天下，在中央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在地方僧官设府、州、县、三级僧司，府的僧务机关称僧纲司，设官都纲，并同时规定各级僧官的品衔、傣禄，僧录司为全国宗教管理机构;州有僧正司，县有僧会司，分管事务，在卫所设僧纲司，在西宁卫、河州卫、沮匕州卫、山民州卫、庄浪卫都设有僧纲司。平番县境内有多处寺院，祝恩寺、华藏寺、红恩卜寺、答报寺、绰而大堂寺等归县衙管辖，东耳阁隆寺、报恩寺等归鲁土司管辖，寺内设有法台一人，番僧数名，平时讲经护寺。遇有法事，便前往诵经超度。鲁土司更是注重宗教的宣扬，建感恩寺、妙音寺诸寺，以示教化，其家族信仰有以下特点:
上海公墓,浏家港陵塔
首先，佛道融合。鲁氏家族为蒙元旧吏，藏传佛教是他们固有的信仰，也是这种信仰使得鲁土司在西北地区威名显赫，广建寺院、布施是鲁土司强化信仰的主要措施。妙因寺，位于鲁土司衙门西侧，妙因寺原名为大通寺。据《救赐大通寺碑》记载:“庄浪大通河桥骚，乃土金右军都督府事鲁公贤之故里也。公子之弟刺干罗祝思，自稚年萌善心，早志教戒，行甚谨，而人多敬慕之。比以兹土灾旱相继，遂于所居建寺，以为修攘之所。其工匠之值、木料之具，与凡费用之所需，皆取给于都督公，而公亦任之不辞。越一载完工，是以大殿、山门、堂庆、垣塘、阶阔、厄泅、囿瓦、靡不备具。而木石与臂，丹至涂暨，辉焕坚致，莫可比伦。正统壬戍冬，始请王朝，得赐为一一大通寺，且命番僧达尔藏主持，领众焚修之”。明嘉靖年间道教龙门派流行，鲁土司也广建寺院，强化信仰。永登县城西部城煌庙，是七世土司鲁东所建，有城煌殿、瘟神殿等，城煌殿殿门有“冥律难逃”匾额;县城东北有海德寺，是永乐年间为二世巩布失杰所建，寺前有哼哈二将，原有大雄宝殿、南斗、北斗宫、天王、马祖、山神、财神、护法殿山门，这些都是道教的尊神，海德寺是唯一保存至今的遗迹，1981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单位。永登县城南红城镇感恩寺，又名大佛寺，是五世土司鲁麟于弘治五年修建，用三年时间完成，弘治九年(1496年)皇帝赐名为“感恩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城之北的“雷坛”是六世土司鲁经及其子鲁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建;在连成北还有“玄真观”，是弘治七年(1494年)五世土司鲁麟所建，此外还有被毁的宣化寺，塔尔寺等，这些寺内均有四大金刚及菩萨像、玉皇大帝，并建有玉皇阁、城煌、土地神等，这些便是佛教、道教融合发展的结果。
其次，萨迎派、格鲁派共同发展。萨迎派的兴起是元时八思巴以“正统论”使得忽必烈的皇位继承合法化，因而受到王室的尊崇随之传播开来，八思巴曾常驻临挑，足迹踏遍河州、挑州、山民州、庄浪等地。派四大弟子改造当地的苯教寺院为萨迎派寺院，这一活动使得临挑成为青藏地区的宗教文化中心，3世纪初格鲁派进入蒙古族，四世达赖的转世，使得格鲁派在蒙古族大为发展，位于连城西北的石杂石达寺，建于元初，据石杂石达寺寺志记载，大唐年间为弘扬佛法，从天竺请五百罗汉来五台山传教，途径连城，觉得此地气候干爽，适宜避暑，此地也以罗汉避暑而著名。“凉州会谈”时，贡噶坚赞与八思巴叔侄途径此地，见山巅瑞气缭绕，众多佛菩萨在此地现身，贡嘎坚赞便在此地建寺，命名为“却噶林”，意为文殊菩萨修行之地，此地有“第二五台山”之称。萨迎派曲吉坚赞与格鲁派大师鲁本桑木丹先后在此修行，以鲁土司为首的各族信众集聚，礼佛拜佛，盛极一时。连城有句俗语曰:“先有显教寺，后有连城城”，显教寺建于元初，为鲁土司又一家寺，属于萨迎派寺院;鲁土司另一家寺妙音寺则为格鲁派寺院 。据《大通寺寺志》记载为三世祖鲁贤之弟刺干罗祝思建，鲁土司家族的摩尔根额尔德尼堪布，俗称鲁家堪布，为妙音寺寺主，幼时入寺为喇嘛，后入藏学法，五世班禅封其为堪布;后又有鲁纪勋的庶子，因排行第三，又称“三太爷”，任妙音寺寺主。民间有说法称“三太爷”曾在入藏学习期间，认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拉藏汗称仓央嘉措为假达赖，仓央嘉措被“解送”至北京时，据说途中逃离，流落至连城，在妙音寺被鲁迎佛接待，并生活几十年，讲授经文，有“仓央换班(铜钱)”保存至今，鲁土司显教寺、妙音寺皆是其家族信仰发展变化的体现。
再次，家族体系，间歇的“兄为土司，弟为僧纲”制。土司制度有“兄为土司，弟为僧纲”的“连城鲁土司在其家寺妙因寺内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纲制度，要选派一个子弟去当活佛”，鲁土司有其制度，但不是定制。永乐五年，每代土司都“设陕西甘肃左卫及庄浪卫僧纲司”。在《甘肃、青海土司志》中提到;“明代袭元旧制，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藏人民，故明初封授番僧为法王、国师、禅师，都管教权，兼辖户民，又予以世袭，其权势坍乎土司”。妙音寺为鲁土司的家寺，其主持世代出自鲁氏家族，一世为默尔根额尔德尼堪布，其母为鲁氏，人称“鲁迎佛”，三世主持为“三太爷”，土司家族不任职期间，亦是地方大姓任职。
最后，劳动大众与鲁土司家族信仰的同化。鲁土司家族为蒙古族后裔，家族内供奉蒙古族信仰“靴靶爷”，而土司属民家族亦供奉此像，此种现象不仅是土司权利的象征，更是形成新族群后认识与文化的同化与发展。如在妙音寺修行著名的颠僧李佛，据《永登县志》记载:
“颠僧，苦水堡东巷李氏子，及长不愿娶妻，父母强为授室，而与床第无沾染。邑有王咤什者，高僧也，遂受戒而师事之，断指出妻，以示决心。后飞锡四方，恒以济孤恤贫救灾难为事，尤其治垂危之病，施回生之术无不效，所得谢仪作修桥施粥之用。康熙间挂锡达摩庵，坐而示寂，救封渗金佛，当时以其言其行似疯似癫，号风颠和尚，苦水人称李佛，并以名其镇”。
李佛在鲁土司家寺妙音寺长期修行，感化民众，并造福一方，民间有一传言:曾经秦王川地区天旱地干，颗粒无收，李佛说在沙地种植必能生长，家丰食足，当地民众听其言便在沙地种植，年底丰收，颗粒饱满，面质劲道，便是现在市面上广泛流行的面粉中的上等品中川镇“和尚头”的来源。由此可见辖民信仰的大众化与神圣化，这与土司及地方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支持与传播密不可分。
封建时期，宗教信仰是政府舆论的支持者，麻木民众，宗教是统治者统治广大贫困老百姓的精神武器，是劳苦大众的精神寄托，也是土司辖民承认自己命运，甘愿受苦受累的缘由，相信“来世”“因果报应”，麻木于今生的生活，对于封建奴役压迫多承担，少抱怨，便于政府控制。鲁土司作为地方统治，对中央来讲，是中央控制的对象，救建海德寺、感恩寺，以加强其统治;对于地方长官，土民是他需要麻木的对象。佛教、道教并存，萨迎派、格鲁派先后在鲁土司辖区传播，满足了中央对地方、土司对土民、土民对自己的精神控制，是中央对地方统治策略的软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