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儒教、道教三教的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迎、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汇，各民族融合的地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丧俗既保存中原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深受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这从上述丧葬风俗中可以看出。
上海公墓,浏家港陵塔
佛教教义与儒家的传统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儒家传统观念视人生为乐，贵生恶死，重今生，轻来世，重人间，远鬼神，是奋力入世的人生哲学。佛教是消极避世的哲学，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放在来世的天堂，不视今生今世的人际伦理，不敬父母。佛教为在中国立足就不得不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把教义中零散的孝的内容突出宣传。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均迎合儒家的孝道思想。正如佛教徒兼学者池田大作在《社会与宗教》前言中所说:“佛法本来就不是脱离于时时进步，变化的社会和混乱的现实。反过来，应该说它是与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等不可分的，并给予这一切以生机蓬勃的活力，在价值创造上具有导向性的重要使命。”这就彰明了佛教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中古时期，佛教存在于社会现实土壤中，又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丧俗也渗入了佛教的因素。如上所述，在为死者举行的葬礼上，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参加，有时候，葬礼还要借用佛教寺院的场地来进行。在举行葬礼过程中，佛教僧人要为死者做法事，还要设两次斋会，叫做亡斋和临扩斋，敦煌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佛教僧人用来在亡斋上念诵的亡斋文和在临扩斋上念诵的临扩文。另外，在设斋的时候，通常还需要佛教僧人念经超度，有时候甚至要举行水陆法会，以此来追荐亡灵。佛教除直接参加到死者的葬礼中以外，在丧事以后，人们也常常会举行一些佛事活动来为死者追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9)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唐穆宗长庆初年，校尉刘明德的次子刘进展为考批追福，请僧转读大乘。在唐代，敦煌民间还普遍流行“七七斋”、“十王斋”等超度死者亡魂的丧事法会。如前引P2055《佛说善恶田果经》的题记写到一个叫翟奉达的官员为亡母做“十斋”所写经卷情况。
又唐五代宋初，受到佛教葬俗的影响，火葬一度在中原地区盛行起来。
敦煌丧俗中就有很多受佛教影响的痕迹，此时佛教内容已是中国化或儒化了的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