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在生命与信仰的问题上，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耶稣认为，信仰必须放置于生命之上。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4-26)这表明耶稣要求门徒为了信仰需要舍掉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因为耶稣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将一切都奉献给它，耶稣只为他的父和神圣使命活着，他深信自己注定要完成这使命。所以，耶稣希望门徒需要效法他本人随时准备背起属于自己的十字架，耶稣相信这才是人生道路上最正确的选择，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耶稣坚信，在关键的决定性时刻能为信仰而受苦流血的人一定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为了信仰而流血的人一定能得到恩赐，因“流血的人有福了”是耶稣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之一。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不言而喻，当门徒的信仰与家庭发生矛盾时，耶稣劝告门徒当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惜断绝一切“自然的血缘生命”。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 : 34-37)耶稣不仅这样告诫门徒，而且耶稣自己在处理这种关系也是如此。因为在耶稣心中，只要能够追随他并与之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耶稣伸着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3 : 49-50)在耶稣眼中，信仰完全可以代替人的血缘生命，替代原始的亲情，并进而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基督之间、人与上帝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性生命。耶稣还知道有一些不求信仰的人，他们“凡做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3:20)对于这些没有信仰的人而言，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6)信仰成为人的生命能否得救的前提条件。
但是，对耶稣而言，信仰只表现为生命中的一种内心信念完全不够，它还需要通过外在的灵性修养方式来加以体现，灵修方式对基督徒的生命具有积极的反作用。耶稣灵修方式有多种表现，如当耶稣基督遇到困难，心情极端烦燥之时，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马太福音26 : 36)耶稣要通过祷告的方式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耶稣孤身一人在旷野禁食40个昼夜，也是当时耶稣实行灵修的方法。而被污鬼附着的男孩的父亲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可福音9 : 24)这种祷告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心理力量的来源，而且更是一种热爱上帝的崇拜行动，这种行动在人的生命中起到镇定剂和调味剂的作用。不过，现在基督教对一般平信徒的灵性修养方式主要有:第一，安静与默想;第二，祷告与灵阅;第三，敬拜与禁食;第四，耶稣祷文及图像;第五，每日反省;第六，灵修日记与定期接受指引;第七，俭朴生活;第八，社会服务与职业。在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这些灵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滋润着他们的生命，激活着他们的生活。
至此，我们自然会质问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到底是否存在?上帝如何能被理性所证明呢?其实，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在基督教哲学中一直都倍受争议。经院哲学之父安瑟尔漠用“本体论”的先天证明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托马斯·阿奎那在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上提出了后天证明的演绎方法。当然，这些均受到了以休漠为代表的经验论者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存在主义者先驱基尔克果说:“如果我能够客观地把握上帝，我就不信，但恰恰是因为我不能客观地把握上帝，我就必须信仰;而想坚持信仰，我就必须不断地注意，要保持客观的不确定性，我处在七万尺水深的不确定性之中，但我还是信。客观的不确定性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本质。”实质上，上帝的存在性难以用科学证明。蒂利希在《信仰的动力》一文中认为:科学与信仰不能互相干预，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的真实性都不能证明或者是否定信仰的真实性，反之亦然。信仰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上帝的存在与否在理论上无法解决。
而当哲学家们都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时候，希伯来人感兴趣的却在于人应该如何与上帝进行交往?在耶稣看来，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们仅仅心怀对上帝的敬仰并不能完全与基督达到同一的状态，信德必须与望德相结合。也就是说，信仰只有通过希望来表现，否则就不能构成真正的信仰。于是，当耶稣在为信仰而献身的过程中，他给民族、给他人以至于给自己却带来了一种燃起重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