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论墓制与墓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业、安伽、史君虞弘诸墓为例”(第17-5 8页)。作者将人华粟特裔贵族墓葬所见丧葬形式的出现归因于其袄教信仰的虔诚与北朝的宗教政策两个方面，同时反驳了巫鸿关于北朝外来移民使用房型撑是其“华化”努力、由“圈外人”变成“圈内人”的观点。接着从石床屏风与石掉的名称、重床与石堂的摆放、重床与石堂图像的区别、乐伎题材突出等四个方面对石质葬具做了深人的专题讨论，几无剩义。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第六章“夷俗并从—安伽墓与北朝烧物葬”(第206-222页)。作者结合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辨析出北朝墓葬“熏黑”代表了北朝鲜卑烧物葬与突厥烧葬两种葬俗，“安伽墓的营筑者确是将天葬后的墓主人骨取来，再于墓志处举行突厥烧葬。而在此之前，已在墓室有了一次烧物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安伽墓表现出突厥袄教化，还不如说是安伽突厥化的反映”(第220页)。其结论有充分的文献支撑，是可称为定漱的。
第九章“重读安菩墓”(第260-283页)，作者对读“安菩墓志”和两《唐书·安金藏传》，指出“《旧唐书·安金藏传》所言‘犬鹿相押’，是指安菩夫妇合葬的过程中，使用了袄教的犬视仪式和对鹿(战神)的祭祀仪式”(第269页)。“‘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指的是在安菩夫妇合葬仪中对阿尔德维·苏拉·阿娜希塔的祭祀”(第271页)。从材料细读到材料比较，从适度想象到准确诊释，从实证例举到理论提升，该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本。
第十章“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第284-316页)与第十一章“唐墓壁画中的渊明嗅菊和望云思亲”(第317-334页)均是对太原金胜村唐墓的专题研究。第十章指出这些墓的墓主“可能为虞姓粟特胡”，“他们选择树下老人(高士)屏风画……表示对新生的唐政府的忠诚和功成身退、无意政治(归隐)之意”(第316页)。第十一章专考太原金胜村6号唐墓第1, 6幅屏风的内容，认为前者为“渊明嗅菊”，后者为狄仁杰“望云思亲”。
第十二章“吐峪沟所见纳骨器的宗教属性”(第335-355页)。学界有将纳骨器与粟特袄教相提并论的观点，认为粟特的袄教徒都使用纳骨器，进而将新疆发现的纳骨器和莫高窟第158窟壁画箱型物定为袄教徒所用。作者在接受沙武田、张小贵等学者对第158窟壁画箱型物非袄教说的基础上，通盘考虑新疆实物、莫高窟壁画及史书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在笔者看来可称为“定漱”的结论，如“使用纳骨器原本是中亚本土葬俗”(第339页)，中亚佛教徒丧葬和袄教徒丧葬使用纳骨器是融进本土的丧葬习俗(第339, 340页)，((隋书·石国传》所载葬俗来自内亚烧葬或烧物葬，与佛教、袄教无关(第341-343页)。作者指出“中亚地区所见纳骨器若无明确宗教特征与语境，也谨慎判断其袄教性质”(第355页)，无疑是审慎的。
第十四章“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第370-396页)。作者认为内亚游牧社会丧葬活动中的马充当三种角色，殉马(烧物葬及烧葬)、祠马(祭祀烧饭)和殡马(出殡)，粟特壁画及人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中无人乘骑、佩戴鞍精的马是殡马，其所处场景“是现实丧葬祭祀仪式的真实写照”(第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