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对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界影响至深，林耀华、杨惫春、许娘光、杨庆塑等作为杰出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功能主义的深深痕迹，在丧葬仪式的研究上也不例外。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林耀华描述了“过世”、“报丧”、“搬药师”、“硷尸”、“入硷”、“上孝”的丧事仪节和“上马祭”、“早晚祭”、“开吊”、“七七”、“七七之后”的吊奠佛事。作者用功能主义方法研究宗族组织，注意到了父权制的宗族结构和作为“上层文化”的儒家思想的制度性关联，换言之，儒家思想的目的也在于维系父权统治的社会秩序。
杨庆塑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个人非常依赖家族的影响来寻求社会、经济帮助……为了保持个人的家族群体仪式，通过某些仪式不断追忆群体的共同祖先，强化共同祖先的所有子孙的血缘联系，以便使有血缘联系带来的社会责任传递下去。”他从功能主义出发分析了丧礼的社会功能，“有助于保持群体对宗族传统和历史的记忆，维持道德信仰，群体的凝聚力借此油然而生。通过所有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家族不断地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
杨慰春在关于一个山东村庄的民族志文本里写到:“这不应该从宗教意义上去理解，它是一种献祭仪式，是对家庭绵延不绝的意识。”杨慰春所强调的是丧葬仪式对于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意义，丧葬仪式只需遵行礼俗，而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反映了村落家庭之间的阶层分化，辈分所体现的亲属关系结构以及家庭之间的竞争，村落内部的评价机制，则制约着丧葬仪式的“排场”规模。
许娘光在其代表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中对葬礼的描写部分看，许娘光虽然也注意到了家族的社会再生产一面，但因更注重人格的个性心理层面，故对于其文化传统的意义更注意加以发掘，而不是像杨憋春一样只是一般地把丧葬仪式的过程看作是对礼俗的遵从。
同样是运用“功能论”，林耀华着重分析葬礼对于强化宗族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杨庆塑通过葬礼对宗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的凝聚力进行分析;杨愚春强调丧葬仪式对于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意义;许娘光却更注重人格的个性心理层面。本文也对大沐浴村丧葬仪式进行了功能分析，既关注了花腰傣人的个体心理需要，也强调了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