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4一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人。“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4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在解经方面，他一反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注重义理的分析。王弼是正始玄学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这种宇宙本体论体现在人性论上是万物以自然为性，人性自然，在伦理上则反映为“名教本于自然”。他认为，弘扬名教要“守母”、“崇本”，甚至是绝仁弃义。具体到孝道思想上，王弼也透露出重自然、重感情的一面，在《老子·第十八章》注中，王弼道: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楼宇烈校释:似当做“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不知其所生也。”王弼的意思是因国家自治，六亲自和，则人人都为忠臣、孝子，不需再言忠臣、孝子。就像鱼怡然自得的生活在江湖之中，并不相濡以湿，因为不需要如此的友爱即可安然存活，因此无需赞颂相濡之德。他在《周易·家人》注中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2如果没有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人人复归本分，也就无所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王弼站在道家立场上认为没有必要提倡孝道，他崇尚的是自然的高超境界。
再进一步讲，王弼其实并非将孝道一竿子打死，而是认为如果孝道成了礼仪的幌子或者伪饰的行为，那么就是“薄”，会乱。从解决途径来讲，不如绝仁弃义，少私寡欲，回复到六亲自合、国家自治的阶段，那时不提倡孝道也罢。王弼在《老子指略》中也谈到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本是发自自然的，但当孝慈成为一种美好的名声、高尚的德性，出于对名、行的崇尚，人们很可能将孝慈的真正情感抛却，那时孝慈并不发源于内心的爱敬，反而成为虚伪的言行。因此通过绝仁弃义来摒弃孝慈变为一种虚伪的名行，这是丝毫不过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形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弥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愈竞。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兴，行崇仁义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故绝仁弃义，以复孝慈，未渠弘也。
王弼与正始时期大多数的士人不同，他认为圣人是具有五情的，他通过“圣人有情”命题提升了“情”的价值。据何韵《王弼传》记载:
(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王弼认为圣人与常人一样也有五情，但能“应物而无累于物”，后人将这种不为物累误解为“不复应物”，这是十分偏颇的，王弼肯定圣人是“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王弼认为“性”与“情”是统一的，不能排斥“情”，要做到以性统情:“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所以王弼是十分重视发自天然的感情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着孝之情的重要。王弼在解释“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时明确肯定孝的重要内涵是“自然亲爱”，而非矫伪造做。孝梯为人的本性，只有具有孝梯之本才可能向外扩展，推及万物，达到至仁:
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这种观点将儒家的血缘关系与道家的自然原则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于反对出于机心和利益的孝道，反对孝背离本真而导致矫揉造作，他想剥离汉代以来附加在孝之上的中中虚伪，将孝道还原为本真的自然情感。
王弼以老解易，援老入儒，承袭老子反对礼仪、礼法将孝之情异化的观点，进一步提出“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与其提倡孝慈不如令社会回复到自然亲爱的原始时期，那时人人自知父慈子孝，无需寻求孝子，而各安其份、各司其职，一如“鱼相忘于江湖”。针对现实社会和人性中虚伪的弊端，王弼赞同老子“绝仁弃义，以复孝慈”的主张，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最后王弼更明确将孝训释为“自然亲爱”的天然亲情，重视孝之情，这是对于孝道原初意义的回归，反映了道家注重天然亲情的孝道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