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统治者对孝道是十分提倡的，潘岳曾赞美西晋的孝道说:“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他认为孝本是圣人之德，人性之灵，认为西晋恢复了明王所倡导的孝道可以使天下归心。两晋时期对于孝道的重视还体现在皇帝或太子不断地听讲、学习、注释《孝经》，晋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元年都有皇太子讲《孝经》的礼仪活动，永和十二年、升平元年穆帝亲自讲《孝经》，宁康三年孝武帝也亲自讲《孝经》，晋元帝还亲作《孝经传》，此时不论是皇族还是士人都十分注重学习《孝经》，朝廷还设置了《孝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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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政权确实明确地彰显着对儒家孝道思想的重新重视，这从各种制度上可见一斑。在选官上西晋政权要求:“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梯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举荐孝梯之人是一个重要的舆论导向，号召士人行孝。西晋时期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到法典当中，《晋书·刑法志》规定:“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也。凡亲属相范，宜轻宜重，皆以服制表现出的尊卑、长幼、亲疏为断，譬如，父母与子女间的殴、骂、杀、伤，父母减刑，子女加重。就是按照儒家所规定的五等丧服制度来确定犯罪的大小和轻重，这是充分体现儒家亲亲原则的法律规定，也彰显了对于子女孝亲的强调。晋朝还将不孝之人按照违反法令论处，使得孝道成为国家强制实行的一种思想，如《晋书》中记载:“(桓)玄又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即使是望族，也不免由孝定罪。另外，东晋时还有留养父母的相关史实，《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六“刑法部弃市”条引《晋书》记载:“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诏曰:‘恢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特可原之。因为奉养父母的责任而免除其所应受到的刑罚，足见孝养父母在朝廷和士人的生活中地位之重，其他责任可以让位于孝亲之重责。东晋的留养行为可以称得上是开留养之先河，到北魏时期正式形成了留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