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切纪念行为的最终承载对象是逝者的遗骨，但直接承载对象是作为媒介的标示物，如墓碑、铭牌等。一般而言，实体与标示在空间上直接相连，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典型的墓地葬、壁葬都是标示直接覆盖于墓穴或格位的表面，具对应明确。另一方面，在实体与标示分离时，标示取代了实体成为实时的纪念对象。传统乡村祠堂中设有本族先辈的牌位，即是为了在较为频繁的大小纪念仪式举办时可以不必每次去到坟墓前，而以牌位作为每个人的标示;佛殿中供奉教徒牌位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当标示与实体完全分离时，标示则成为唯一的承载对象。而标示与实体分离的原因，或是实体的缺失，或是实体无法与标示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战士纪念碑或海葬纪念墙等。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日常纪念活动的对象是特定的个体，其核心在于实体与标示以及个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当实体存在时且与标示对应时，实体作为能够唯一代表逝者的物质，成为纪念的主要对象，而标示仅仅作为一种信息提示存在;而当实体与标示无法对应时，标示不仅仅作为逝者的信息提示，更倾向于成为逝者实体的一种替代，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并且同样归于大地。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与Mount Herzl纪念堂同样是纪念战争中阵亡士兵的设计，并且均不涉及逝者的遗存实体，越战纪念碑在镶嵌于大地中的整块大理石表面上铭刻每一位士兵姓名以示纪念，而Mount Herzl则以每一块石砖代表一位士兵，在砖上刻有士兵的名字和死亡日期，并放置烛灯，每年在士兵的死亡之日点亮。在这里，标示从集体的姓名铭刻到“因人而异”的石砖，对应程度更深;名字具形化为一块石砖，不仅以体量强调了逝者的存在，更将这种标示作为具有实际功能的单个实体，既独立显示自我的存在，又与其他单体共同组成建筑本身。安置逝者物质性遗存的场所不仅仅是单纯的储藏空间，如前所述，纪念活动可以脱离实体，甚至不借助于标示进行更重要的是它的场所意义。尽管但骨灰安置场所为生者的纪念活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现实环境，使缅怀故人这样一种本质上发自于个人思想的精神活动通过仪式等具体行为确切地表达为一种他人可读可解的身体活动。将想法凝固为事实，并产生与他人的联系，这其实也是生者通过逝者认识到生命意义的过程。
国内现有的大部分墓园，作为一种典型的当代中国骨灰安置场所，仍以墓地葬为主。在节地生态葬的推行之下，增设的壁葬、生态葬部分多利用原园区内的边角地带，或紧靠墓区另辟新地，与原有的功能区独立分开，且对地形条件、空间序列以及公共景观的考虑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人殡葬观念的转变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壁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葬的接受程度整体不高，导致对这类葬式用地的需求不大;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类骨灰安置场所常作为一种补充性用地，设计品质不佳，使得节地生态葬更难得到关注和选择。
因此，在面对以节地生态葬为主导的当代葬式多元化的骨灰安置空间设计时，应当重视每种葬式空间的品质而非仅关注容量，且各种葬式在空间设计上也应得到同等的重视。而这一占即指向了对传统墓园中分区并置地划分每种葬式的设计方式的重新思考。对各类骨灰安置空间进行混合组团的方式可以作为代替分区并置的一种思路。的方式是指，对各类骨灰安置空间综合考虑，将其分成若干个相同或类似的组团，混合组团不再以单一的葬式对应一个区域，而是在一个组团中根据条件布置数种不同葬式。这种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顺应地形，减少人工平整量。组团化的布置方式强调自我完整性，而以往并置分区式则常以牺牲局部为代价来维持整体的几何完整性，而这往往意味着大量的土地平整工作。每个组团的核心在于组织功能的逻辑而非形态，因此在组团的形态限定上以顺应地形为先，因地制宜地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土方工程。
2)促进不同葬式、公共景观的复合，提高土地利用率。山地地形中，一个区域内的地形变化并不规律，因此不宜强行布置同一种葬式。根据各种葬式的空间特点有针对性地在一个组团内将不同葬式之间、葬式与公共景观之间进行复合，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容量，又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形态与景观，提升了土地整体的利用率。
3)形成均质而分散的公共空间。分区并置的布局方式中公共空间常作为各墓区的一块附属用地，或结合刚刚景观集中设置，嵌于各墓之间。这种方式使公共空间的形态生硬，且利用效率较低。而多组团的布局自然形成了组团间分散且均质的公共空间，更加符合实际功能需求，且空间形态上相对自由。
4)当代纪念性转变的体现。混合组团化的逻辑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思想。纪念性一开始等同于纪念权威的一种纪念碑性，强调秩序、崇高、唯一等精神，因此在平面的布局上也多使用轴线、对称等手法，重视几何、体量等形态构成。而当代的纪念性逐渐转向一种面向日常的、个人的、平等的纪念性，强调的是每个生命个体的特质，因此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平等、多元的布局方式，而混合组团式的布局正是这种思想的具形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