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以伊安·霍德为代表的情境考古学主张，理解考古学遗存的意义的线索隐藏在情境中，意义来自于情境的组合，对意义的阐释受制于对情境的阐释”。那么，什么是情境呢?霍达认为情境是相关环境的总和，是所有有助于界定客体意义的显著相关性关系和关联;考古情境的确定取决遗存的性质(过去的社会行为者的操作目的)和分析目标(现在的解释者的操作目的)[’lceoo>0情境分析就是要将分析对象置于整体背景中，通过分析、比较与其共存的其他事物的关系，发现隐藏于其中的显著相关性，通过人(解释者)与各类情境中的物进行对话和会意，来获取意义，并协调与整合从不同层面或角度获得的(或然的以及相互冲突的)意义，形成对客体的理解。

    对墓葬进行情境分析常常会产生很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墓葬材料通常能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这意味着过去的社会行为者留下的情境模式可能得到较好的保留。其次丧葬行为与社会结构及信仰有着直接关联，并具有仪式化的特点，所以墓葬最容易从物质遗存中解读出形而上的信息、文化逻辑和象征意义。再次，墓葬行为主体(墓主或相关群体)明确，诸墓葬之间往往差异与共性并存，特别是那些大型墓地，资料丰富，有大量的细节可资比较。所以，本文在进行情境分析的方法论探索和尝试时，选择了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墓地作为切人点。该墓地迄今共发掘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可为情境分析提供历时比较视角。虽然未全部发掘，但因已发掘的墓葬都集中分布且显得很有规律，可以将其视为整个墓地的缩影，故暂可将发掘区权充为墓地的空间边界。出土器物丰富，且随葬品组合显示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征。遗憾的是，该墓地未发现人骨资料，对于墓主的年龄和性别等重要的社会身份区分指标一无所知。通过对资料的初步分析，笔者将这次情境分析的主要目标确定为探寻隐藏在墓葬中的社会身份标识系统，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分化状况。

    (一)背景资料与分析方法

    据曾昭瑛曾考证，横岭山所在的博罗系先秦时期缚娄国所在地，今粤东大部分地区为其属地。横岭山是今博罗县城东北约2公里的一座低矮山冈，相对高度约为10米，呈西北一东南走向，山坡地表已修成梯田。2000年对广惠高速公路所穿越的山冈南部进行发掘。在8 500澎的发掘面积内，共清理出302座商周时期墓葬。除了发掘区的东部有小块空地无墓葬分布外，其余地方墓葬均较为密集。所有墓葬均为狭长形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墓葬有二层台、底坑或壁完;不见人骨和葬具，故葬式不明;随葬品置于墓底或填土中，或出土在二层台、底坑和壁完中，器物人葬时有故意打碎现象。

    报告作者将商周墓葬分为四期八段，其中第一期17座墓，第二期巧座，第三期70座墓，第四期112座，另有88座墓因没有出土器物或器物太少而无法断定其所属期段。作者认为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商周之际，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为春秋时期}2](P45,68)0

    分析的第一步是在各种情境中寻找显著性相关模式。由于横岭山墓地的墓葬比较多，各种墓葬特征及隐藏于其间的关联模式难以被直接经验所准确捕捉。为此，笔者将所有墓葬特征处理成可供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库。在墓葬数据库中，一个变量代表一种观察和分析的维度。考虑到主要目标是探测身份标识物以及社会分化，而以往研究表明，与它们相关的情境很可能是随葬品数量、特定类型的随葬品、墓坑大小、墓向、空间位置①等变量或这些变量的组合 ( P87一”6)，所以，对于这些因素，笔者尽可能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设置变量。如随葬品方面，首先根据形制设置变量。然后又结合材质和功能标准，将陶磐、陶壶、陶尊、陶盆等合并为陶容器，将陶篡、陶豆和陶杯合并为陶饮食器，陶纺轮为陶工具，玉块和玉管等合并为玉饰品，原始瓷豆等合并为原始瓷食器，铜钟、铜鼎等合并为铜礼器，将铜戈、铜矛、铜剑、铜傲等合并为铜兵器，将铜斧、铜铸、铜刮刀等合并为铜工具，将铜铃等作为铜装饰器和杂件处理。其后又单纯以材质为标准设置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玉器和铜器等观察变量;此外，还从实用器、非实用器等角度进行观察。通过人工观察并借助诸如SPSS,EXCELL等程序，可以对各种变量进行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探测性分析，探寻各种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相似性或差异性的模式。

    一旦找到某种相关模式，便可以尝试着理解其中的意义，这种努力对考古学家而言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符号本身是任意选择的。所以，假若找到一段用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字记载的文献，我们是无法了解其内容的。但是，若把器物也当成符号，器物与它所表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却绝不是任意的nicPS>，它们之间通常会存在某种相关性:将兵器置于墓中不大可能指代女性的美丽，而多用来标示战士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和骄傲。这种指代关系类似于图标或索引〔n c Psa>，具有一定的暗示性和指向性，如将纺轮指向女性、玉器等贵重材料指向社会等级和身份、玉石钱指向军权王权、商墓中墓道以及周墓中的列鼎列篡标示着社会等级。正是这种暗示和指向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便利，使考古学家可以在某种情况下直接读出器物的意义，特别是当发现特定器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模式的时候。

    另一方面，刻意将某些器物当作社会符号使用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更常见的是将器物作为符号使用并非完全是有意识的行为，它们的象征意义未必能得到清楚地界定，经常是在混乱中不知不觉生成的(PS1)，以致经常出现权变、延伸、替代、逾越的行为。在分析时，若器物与情境之间的相关性模式非常规整，极少例外，固然可作为社会刻意安排或强调的证据;但更常见的是，相关性模式总以概率的方式呈现，总伴随着例外和矛盾，后者暗示着其他可能性的存在;这时若只依据一种相关模式进行解释，便有可能走人歧途。不过，只要确有某种社会意义存在，它就不会孤立地只在一种情境中出现。我们可以从一种可能的解释出发，观察它在相关领域内是否同样发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重合或交叠，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解释的置信度也越高。经过此般在资料和解释之间的反复检视，仍有可能形成比较合理的理解。

    器物的物质性使它及它的意义更容易受到社会中某些群体的控制(1](PS1)，而使很多器物具有了特殊社会身份的标识意义。在横岭山的个案中，这种社会身份标识主要体现在器物的材质、功能和空间方面。具体分析和观察过程，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