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承包商:经济利益至上，同顾伦理道德
B村坟地纠纷中，如果追溯纠纷发生的潜在原因，承包商张某可以说是纠纷的重要责任方。一方面，是由于张某向村民告知坟地处置事宜的方式过于随意。虽然，张某通过立告示牌的方式要求村民与其取得联系并处理好承包地中的坟地事宜，但从过程中来看其仅仅是做了一个“形式化”的通知。因为，在农村，如果不是家族坟地靠近自家种植有经济作物的山林中，村民平时很少到坟地去。况且B村的林地己经出租给张某，因此村民基本上也不会到林地上走动，自然也很难看到张某立下的告示牌，这种流于形式的告知方式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在立告示牌的整个过程中，张某也并未与B村村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忽视了发包方的参与协调作用，表现出张某在处理村民所属坟地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张某忽视了农村伦理道德。虽然，张某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却周顾了社会伦理和农村民俗文化，损害了村民“祖坟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利益。在村民看来，恶意损毁祖坟的事情是极不道德而且不可以被原谅的，而承包商张某恰恰挑战了农村传统殡葬文化的道德红线。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二、B村村民:宗族观念浓厚，忽视法理约束
在农村群众的认知里，如果后代不能完整地保护好自家的祖坟，则被认为是不孝之举，会被旁人嘲笑，甚至成为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B村坟地纠纷虽然在张某承包林地时候就己经埋下了隐患，但是冲突真正爆发还是因为B村村民意图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所以B村村民也是坟地纠纷的重要责任方。一方面，是由于村民宗族情绪被激化。正值清明节期间，外出务工返乡的村民较多，很多村民不远万里从外地赶回农村祭拜祖先，不仅是出于对先人的缅怀，还出于在精神层面希望得到祖先保佑，这就很多村民真实的想法。然而在村民满怀着希望去扫墓祭祖时，却发现祖坟被恶意损毁了，这巨大的落差让村民的情绪变得激愤，而且每年祭祀大多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这样的激愤情绪在宗族内部被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是村民忽视了村委会的调解作用。B村村委会是为村民服务的自治组织，在日常发生矛盾纠纷时，村民本应先寻求B村村委会的帮助，但是愤怒却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而且在原本法律意识淡薄的部分村民中，拳头和暴力成为他们认为发泄愤怒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说明在宗族情绪面前，法律对村民的约束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显然，村民通过村委会解决此类矛盾纠纷的意愿也并不强，宗族内部“用拳头说话”的声音盖过了理性处置的声音，非理性的宗族情绪宣泄成为农村坟地纠纷频发的推手。B村村委会:服务意识不强，忽视村民精神利益
B村村委会作为坟地纠纷的第三方，纠与纷的发生和演变有间接关联。一是自我服务意识不强。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B村村委会保障村内稳定的意识不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坟地纠纷频发的现状下，并未对此类矛盾纠纷引起足够的重视，主动维护村民利益的思考和行动有所欠缺。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服务功能较弱。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作为土地发包方，B村村委会未能及时就土地中涉及本村村民的相关利益作出说明，在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后，B村村委会对承包商张某在山林上的经济行为并未进行定期跟踪和监督，对承包商张某可能做出损害村民精神利益的行为缺乏预判，当起了“甩手掌柜”，因而难以在村民精神利益与承包商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导致其连接村民和承包商之间良好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难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