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早期蓄奴制发达，同时，社会中残存的血缘纽带仍有活力，故给领主与奴仆关系蒙上一层虚拟的血缘色彩。崇德七年(1642年)，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死后月余，有房裨自绩死。法司议:‘诚欲殉葬，当与贝勒同死，何至剪发日久乃绩?明系为福晋所逼，福晋应论死。”奏闻皇太极，仅命将福晋饿禁三昼夜。满洲日俗:父母丧，子女剪发;夫丧，妻妾亦剪发、去耳环。意欲从殉者则否。房裨剪发正说明她无意殉死。而杜度福晋却逼其自绩而亡。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由于蓄奴制的束缚，使属民与领主、小领主与大领主之间形成强韧的人身依附关系，形同主仆。大贝勒莽古尔泰死，依丧礼，除汗、诸贝勒、福晋、同姓宗室摘缨外‘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人皆穿孝; 满洲礼服，帽顶以红缨为饰，遇丧事将红缨摘去，以表服丧之意。莽古尔泰死，汗、贝勒、宗室摘缨，是基于同族血缘的认同，而本旗臣属摘缨，妇人穿孝，却是慑于与旗主领属关系的羁束《清太宗实录稿》卷一四载:“自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登基议定会典诸王丧礼”，称:本主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领主所属(包括属臣、自由民、奴仆)，为其服丧长达一年之久。明明是主仆关系，却被罩上一层家族血缘色彩，领主地位因此更为稳固。清朝入关后，这仍是满洲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领主地位越高，剪发辫成服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清史稿》卷九二《礼十一》称:‘世祖崩，圣祖截发辫成服。王、公、百官、公主、福晋以下，宗女、佐领、三等侍卫、命妇以上，男摘冠缨截发，女去妆饰剪发。又，圣祖母慈和皇太后伶佳氏，康熙二年(1653年)二月崩，圣祖截发成服，军民摘冠缨，命妇去妆饰二十七日。
旗下属人为领主剪发截辫礼俗，在密太妃丧葬仪注中有明文规定:妃宫内众姑娘、太监、妈妈哩，以及“分内一管领”下男妇，俱为亡妃戴孝剪发截辫。何为“分内一管领’?《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七《内务府十》载:内管领三十人，掌供大内之物役。宫中之事，率其属而听焉(皇后宫内差务，内管领等轮班承应;皇贵妃贵妃位下，内管领各二人;妃殡位下，内管领各一人)。笔者按，清内务府共设30个管领，承担宫中各项杂役。其中，皇贵妃贵妃名下，各有2管领男妇供其役使;妃名下，各有1管领男妇为其服侍。按清制，妃(包括太妃)亡，其管领下男妇必须为其戴孝剪发，凸显其对主人的严格人身依附，同时也反映满洲蓄奴制度在清宫事务中的影响。迄至清末“则国丧唯内府旗人用剪发制。孝钦、德宗两丧并出，内府人民发皆再剪云。慈禧太后、光绪帝连日而亡，故内务府旗人连续两次剪辫发服丧，同时说明剪辫发的范围较清初已大为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