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厚葬也是如此。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1)传统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
厚葬首先体现了世人对丧事的重视。来源于世人头脑中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去的亲人仍然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丧者的安宁与否关系着后代的兴旺发达，死者的亡魂具有祸福生者的双重性质。所以必须采取一系列的仪式去安慰灵魂，祈求福音。关中人在丧事中的一切活动都表明:让灵魂有一个真正的归宿。从棺停的选择，各种仪式的举行，以及豪华的墓室无不突出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的转折，它标志着一个人从此脱离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既然灵魂永存，那么葬礼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仪式。厚葬不但体现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体现了为满足死者在另一世界的生活而准备的一切。
孟子云:“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丧事不仅仅是孝心的表现形式，更是人表达感情和观念的方式。儒家所倡导的孝道，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中庸》)。《荀子·礼论》中又说“丧礼者，以生者事死者。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始终一也”。对死者和生者采取同样恭敬的态度，因而厚葬便成为一种最佳的行孝方式。《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在这样一种礼教的约束下，为了不至于被世人谴责自己落入“奸人之道，背叛之心”，人们厚葬其亲，以符合礼的规定。
关中是封建王朝建都最悠久的地区，传统的的厚葬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汉时，厚葬盛行。《盐铁论，散不足》云:“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币者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汉书·地理志》也说关中是“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
在唐代，厚葬仍是社会主流思潮。《旧唐书·李义府传》，龙朔二年(662年)李义府为了改葬祖父，竟然累死了高陵县的县令，动用了七县的人马，而且“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颠牺、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溺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如此的上行，必然是下效的结果。712年，唐绍上疏:“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说明他对社会上这种厚葬很是忧虑，同时也反映当时的厚葬的确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要不然他不会在奏议中去讲。
清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江山社}x的政治需要，对孝道行为大力提倡和表彰，无疑对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使孝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孝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荣誉和美德。虽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孝道观念下的丧葬文化的基本理念并未动摇，对亲人的这种厚葬风气依然存在，所以说，“这种熏陶和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前文表格中的例子充分说明厚葬在关中的普遍性，是历史上厚葬的延续。
(2)经济的因素
任何一种形式的厚葬都要以物质为基础。历史上的厚葬，无不出现在国力强盛的朝代。关中厚葬的盛行，正是关中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的直接体现。只有当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物质产品丰富，人们才有足够的精力和富余的物力、财力去追求丧葬的奢华，才能使厚葬成为可能。清朝建立后，为了促使经济的发展，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康熙时的‘怪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朝的“地丁合银”“摊丁入亩”，使经济迅速得到恢复。而且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人们有教多时间从事生产，物质财富积聚较多。就关中而言，经济也得到显著发展。
(1)、农业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到乾隆末年时，关中平原己无可开垦的荒地;人口大大的增加，从顺治十八年到乾隆五十一年，一百二十五年中，陕西人丁增长三倍半。(2)、商品经济较前更加发达，关中的中部和东部，交通更利，与我国东部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从事商业的人数愈多，就为大办丧事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
《西安府志》说三原县:“惟民多商贾，远出至数年不归，思欲转移，令务本经末，从事耕耘其势亘难”。就咸阳地区而言，它的商业发展对整个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秦疆志略》记载，咸阳“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辅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系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版亦由西路车运而来”，可以看出当时的咸阳是一个贸易的枢纽。对咸宁的记载也是如此，“城内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商业的发展必然使财富的积聚与日俱增，而作为人生大事的丧事自然表现为大操大办。前文所举例子也以商业发展地区最为突出。商业的繁荣使人们生活更富裕，更有能力在丧事上大操大办，因而表现在丧葬上更奢靡。正好说明商业的发展是推动厚葬风气盛行的一个直接因素。
在编纂的《咸阳碑刻》一书中，清代有五方墓志记述是由于经商而使家庭致富，从而在丧礼上大肆铺排，彰显孝名，刻碑纪念，如“皇清痒生刘赞卿(诩清)先生墓志铭”记载“及公之身，不忍父母劳苦，辍读入武库，操计然术，家蒸蒸起，日奉旨甘。……追太翁先游，公哀痛中，诸事尽礼，亲友咸为感动，制屏吊奠，公之生事死葬，可谓能竭其力矣”。因为从事商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积聚起大量的财富，正是由于有雄厚的财力作基础，所以丧葬上突出厚葬。而这些人的行为势必对周围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普遍的共识便是越是厚葬，越能显示孝心，博得孝名。
(3)社会风气的影响
当社会崇尚一种奢侈之风的时候，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从明中后期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农本经济的观念受到极大的挑战。由于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到清代，尤其在康乾盛世时，国家承平日久，财富的积累较前更快。富起来的关中商人追求与自身财富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成为关中“奢侈”风气的主要倡导者。
乾隆《径阳县志》称:近则婚丧溅以豪华相尚”。乾隆《富平县志》:“惟风气与时转移，踵事增毕浸远于古，尝见里巷征逐之徒交游、幽会，靡丽相高，有习与性成而靡所底止者，夫物穷责变，势极必返，惟在力挽侈靡，躬亲化导，使农氓习勤于耕稼，绅士殖学于党库，教民兴行之风，或可庶几也”。《秦疆治略》说咸宁县:“近来渐染浮嚣习气”。同样的三原县“惟民俗浇漓，究缘人多商贩，惮于农业。有力之家无不出外经营谋划，以致渐染南方风气，竟尚浮华”。从整个社会来看，传统的观念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南方竟尚浮华的风气由于商人的传播日益被关中所接受。
就连远在西部的陇州，社会风气对民众的生活影响也非常明显。“顾自丧乱以来，亦渐浇漓偷薄矣，习气日趋龄靡风会浸，非其旧盖由民贫物细使然，此世道人心之大变革也”。《武功县续志》云:“康熙三十年后，生齿渐繁，物土滋众，遂奢侈成习，渐易其初，每见膏粱子弟，制华服饰鞍髻，朝更暮败，以相夸耀，轻薄者从而效之，始于城邑，延及村镇。丧娶之费或破产不相顾，骄肆成风不循条束，是非防之于渐，反之于质，恐其流愈下，则难变也”。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商人和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人们势必要突破旧有的生活模式，消费行为大胆超前，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传。
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作为人生大事的丧葬行为，更成为民间普通庶民的消费观念转变的主要方面，所以才出现了前文表格所列的关中地区厚葬表现。关中厚葬的普遍性，充分证明当时社会崇尚奢靡的潮流。
清到民国时期关中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当时官员士绅的注意。由于地方志的编纂多属这一阶层，方志中关于奢侈风气的描述和评论代表了他们的基本观点。虽然他们力图倡导一种古朴的社会风气，然而在强大的世俗力量面前，这样的倡导只能说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糜相高，虽逾制犯禁而不知禁也”，他们感叹世风日下，却无能为力。关中厚葬的盛行，正是奢靡的风气在丧礼上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们表现孝道的一种方式，实质是社会风气趋向奢侈的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是，民国时期的关中依然厚葬。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对民间的习俗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政权更迭频繁，在无典可依，无章可循的情况下，习俗只是历史的延续。也由于丧葬本身的传承性极强，在社会的常态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前文在关中的丧葬习俗演变中对厚葬也多有论述，此处不在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