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火葬记录比较集中地表现于如下经典之中。《墨子·节葬下》:“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列子·汤问》:“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这两部经典中的表达类似，其语只是作者对火葬习俗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则材料共同表明了秦国西部仪渠国的火葬习俗。当父母去世时，其后人就会堆积柴火焚烧尸身，形成了烟火升腾的景象，他们称之为“升天”，这样的后人方能称得上孝子。《墨子·节葬下》中表达了对葬仪方式的选择与国家政令、民间习俗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流露出了对火葬非仁义之道的指摘。而《列子·汤问》则体现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正常的风俗习惯。
此外，在《吕氏春秋·义赏》中也曾提到:“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意思是说氏、羌等民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之后，不因被捆绑关押而忧愁，却担心死后尸体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己经形成习俗的邪行。《吕氏春秋》批评说火葬习俗是邪异的风俗，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族不以火葬为通用习俗。
另《荀子·大略》中借公行子之之燕与曾元在路上相遇讨论燕国国君，而引出了氏羌的这一葬俗。曾元对燕国国君的评价是:“志卑。志卑者轻物，轻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举?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国家，然且为之，几为知计哉!”匡‘脱关于这段话的解释，“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成为最有争议的一句。问题在于到底燕国国君由于不懂得谋划，可能会被氏羌异族所俘虏，还是氏羌人被俘虏后担心死后不被火葬?如有将其解释为:“只能做氏族、羌族人的俘虏罢了。不担心自己被捆绑，而担心死后不被焚烧。”还有将其解释为:“他只能是氏族、羌族人的俘虏。他不担忧自己被捆绑，却担忧自己死后不能按照氏族、羌族的习俗被火化。如果这样解释的话，说明燕国国君是遵从火化习俗的，显然大谬。钟泰认为，虏者，讥之之辞。谓燕君乃如氏、羌野蛮之人，非谓其将为氏、羌所俘掠也匡‘姗。这应该是善解。结合《墨子》《列子》《吕氏春秋》《荀子》的记载，这应是一个比拟的用法，讥讽燕国国君“志卑”，就像氏、羌等落后民族的表现一样，根本不懂得轻重缓急，生前之事尚不能自己做主安排，死后能否火葬哪里能够忧心呢?自身己被俘虏，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所以这种忧心忡忡也变得毫无意义。
从先秦典籍的这一系列记载，可以看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己有实施火葬的做法，其中以氏、羌以及仪渠民族为代表，并且这一宗教仪式己然具备了严格的程序和坚定的信仰度，以至于形成了“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的丧葬习俗。由是火葬具有了宗教意义，也具有了道德判断意义，成为衡量氏、羌等民族孝子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的灵魂因火的上升性质而得以至天获得永生。古代氏族与羌族对火葬风俗的执着与痴迷，其实质体现了“不死”“飞升”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