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重庆发展的历史新阶段。1939年，重庆被列为行政院直属市，次年十月被定为战时首都。战时首都时期是重庆丧葬礼俗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由于行政地位的提高和战争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对人口管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重庆需要为丧葬礼俗变革发挥示范作用。可以说，战时首都时期是重庆丧葬礼俗变化的关键节点，是礼俗文化的转型阶段。由于历史原因，使得重庆由一个区域中心变为全国的关注点，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重庆，重庆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的行政地位变化和社会文化冲击完全不同于以前，受到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地区的丧葬礼俗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迅速转变。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然而在重庆进行中的各项变革措施并未中断，而是持续下去。战时首都时期重庆地区的丧葬礼俗变革是一种特殊状态的变革。人口增长迅速，但受到战争影响死亡人口急速增多，而社会团体和个人在面临危急情况时很难承担起责任，对这部分人的安葬问题就要依靠政府才能完成。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各项措施实施过程极为艰难。所以这种因战争导致的非正常化现象给重庆的丧葬礼俗带来了什么影响?政府的改革措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团体和个人该如何应对?丧葬礼俗的内部结构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而发生了什么调整?这些都值得深究，这个阶段的重庆地区丧葬礼俗演变是典型的案例。
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重庆地区丧葬礼俗的面貌，下文以重庆市档案馆藏的大量相关档案作为主要支撑，参照相关的报纸、资料汇编、日记游记，结合史料解读，以战时首都时期关于重庆地区丧葬礼俗的各个方面的记录和理论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公墓建立的过程、战时政府对丧葬活动的改革、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应对三个方面，尝试揭示当时丧葬礼俗演变的状况。战时首都时期的重庆面临发展和破坏共存的境况，其中蕴含剧烈的矛盾，不仅是国家与地方，还有地方与地方、个人之间。这种矛盾性是战时首都时期重庆发展的典型特征，在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战时首都时期重庆地区的丧葬礼俗呈现出多元的面貌，而它在面临多重矛盾时，如何调适各方的关系，以及丧葬礼俗内部的冲突，这是本章试图解答的另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