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的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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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0-29 15:34:45 点击数：
墓碑在古代指竖立石碑在墓穴两侧，用来引绳助棺枢入洞穴的木头;也有立于宗庙，用来观测时辰和栓祭祀牲口。《仪礼·聘礼》郑玄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宝用木”。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也有对碑的记载:“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毕玩曰: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从刘熙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墓碑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墓碑的形制也逐渐丰富和完善，其构造主要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组成。其中，碑首处多有可以题字绘图的空间，碑身正面是碑阳，背面是碑阴，它是刻录墓主信息的位置;以碑阳为主，碑阳没有刻完的内容继续在碑阴上补刻完，内容在碑阴上刻不完的继续刻在墓碑两侧;底下的碑座主要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碑座也叫跌，这就是民间墓碑的基本形制和主要用途。恩施地区墓葬民俗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墓碑雕刻的形制大同小异，不过更注重厚死薄生的生存观念，因而在墓碑上更多的反映出吉祥祈福的图案，形成了独特的墓葬“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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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福”在墓碑中的布局。墓碑雕刻中“福”主要集中在碑首和墓碑两侧的驼峰和相对应的位置上。空间。位于驼峰两侧的“福”位于碑首的“福”或呈单字出现，或占三分之一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与“寿”相对，书体不固定，另一种是一侧刻有”，另一侧刻有“寿、喜”。例如建南的黄永发墓(见图1-4>，行书形“福禄”与“寿喜”遥相呼应雕刻于墓碑的驼峰两侧，和墓碑中装饰纹样的对称性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个别墓碑中出现的“福”雕刻于碑身正前方或者墓碑前的祭台上。墓碑中雕刻的“福”的位置不同，其雕刻的样式也不同，最终形成的效果也不同。
在墓碑制作中，雕刻者对“福”的处理既不是随意的书写，也不是简单的对传统书法进行生搬硬套，而是依据墓碑的形制、装饰纹样的风格甚至墓主人生前的信息进行再创作，使得“福”字与墓碑的形制和装饰相互协调，把墓主人生前的某种喜好以及后代子孙的祈盼很好地表达出来。因此，在墓碑中，对“福”的位置设计，不仅是完善墓碑建筑整体的结构，更重要的是用雕刻的形式把“福”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
其次，“福”在墓碑中的样式。从目前的资料来分析，墓碑中出现的“福”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常的书体展示，其中包括了篆书、楷书、行书以及草书。篆书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其风格与简化的鸟虫书相近，楷书做到了有法可依，行草书的行笔路线清晰。另一种形式是“福”的变体。在设计中将“福”变形为动植物的形象，根据动植物本身的动态随形变化而形成一种适合纹样图案，呈现不一样的视觉美。
例如，在建南的张母徐君墓碑的具体表现中，民间艺人综合墓主人的生前喜好和后代子孙的要求等信息，根据应物象形的创作法则以及方圆平衡的理念，结合按照“福”字在书法中的行笔技巧巧妙布局设计。雕刻艺人将“福寿”雕琢成方圆结合的样式，形成与墓碑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总的来看，福在墓碑中的雕刻依附于墓碑的形制，不同形式雕刻的“福”具有不同的意味(见图1-5)。
最后，墓碑中福的图案。在墓碑中表现出的不仅是“福”，还有与福相关衍生的图案形成的福文化。例如，鱼木寨的向梓墓，墓碑中就雕刻有蝙蝠图案。蝙蝠作为象征“福”的吉祥物始于明代，清代时候蝙蝠形象大量出现。一般在墓碑的正面雕刻有蝙蝠，在构图技巧上采用仰视的角度，同时把蝙蝠与其它吉祥物结合形成了“福寿如意”、“福从天来”、“五福捧寿”等吉祥寓意的图案。除此之外，还有把石榴纹、如意纹、鲤鱼与蝙蝠等结合形成福鱼欢喜的图案。又如，柏杨的谭氏墓群，把鲤鱼雕刻在墓碑顶端，表达出与“福”相关的吉祥图案。显然，文字、动植物等的应用，不仅丰富了福文化表现的形式和内涵，而且还形成了包罗各种吉祥文化的“福”文化体系。
总之，恩施地区的福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项。特别在该地区的墓碑雕刻中，“福”这类吉祥的图案占据主要的位置，这些图案以汉字“福”为依托，经过夸张变形并与其它的纹样结合，形成了具有装饰性的图案纹样形式。可见，该地区的福文化现象不仅反映出当地人们对汉字“福”的艺术构思和灵活地应用，而且也反映出该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福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恩施地区的“福”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经过人们的加工改造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福文化。特别在该地区的墓碑雕刻中，民间艺人充分利用了谐音、寓意等表现手法，把“福”本身的结构与动植物形象进行挪移及重组，形成汉字“福”与其它纹样结合的图案，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丧葬福文化。总之，这种现象的形成不仅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和再创造的结晶，而且也反映出当地人朴素的审美意识与“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共同构成了福文化的地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