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之丧的执行过程中，汉晋之际有郑玄与王肃二人的丧期之争。二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樟祭的举行时间，《仪礼·士虞礼》中载:“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樟。是月也，吉祭，犹未配。”于此郑玄注曰:“中犹间也。樟，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樟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是樟月也，四时之祭月则祭，犹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而王肃对于樟祭的举行，据孔颖达云:“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樟，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编，是月谭，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蹄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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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士虞礼》‘中月而谭’，是祥月之中也。与《尚书》‘文王中身享国’，谓身之中间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是禧公之丧，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纳币礼也。故王肃以二十五月谭，除丧毕。”郑玄认为“中月而樟”的“中”为“间”，也就是说大祥之后间隔一个月而举行潭祭，即祥樟异月。而王肃认为“中月而樟”为“祥月之中”，这样就祥谭同月。两汉时期在具体实践中，依王肃的二十五月而行。到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开始普遍流行郑玄的二十七月之丧。至宋朝时，基本遵循郑氏之说，据《家礼》中载:“大祥之后，中月而樟 ”下释曰:“间一月也。自丧至此，不计闰，凡二十七月。”明清承宋制，也行二十七月之丧。
三年之丧在后世的流传与执行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武则天在上元元年，上表“父在为母服终三年之服”。而据《仪礼·丧服》中记载的是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因为古礼中丧服的制服原则是“尊尊”、“亲亲”，而在传统儒学的家庭伦理中有着“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观念，因此有“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
丈夫是妻子最尊贵的人，同时相对于子女来说父亲又是尊长，因此称为“至尊”;而母亲只有对于子女来说是尊者，因此称为“私尊”，因而有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之服。对此《仪礼·丧服》解释道:“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因此，一家之中，至尊犹在，子女当压制其对失去私尊的哀痛之情，在一年丧期结束后，行三年心丧之礼。而父亲也要在这三年里不得再娶，满足子女为母亲心丧三年的愿望。可见，于此古礼的制定是将“尊尊”奉行于“亲亲”之上，而武则天则从“亲亲”的角度阐释道:“夫礼缘从情而立，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
至如父在为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尤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武则天基于母对子女“慈养特深”、“生养劳瘁”之上，提议子女“理宜崇报”，否则不如禽兽，同时也提出父母的尊卑等差已经在斩衰、齐衰服制上体现，就不应再行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应行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武则天的提议在当时显然有悖于“夫为妻纲”、“夫尊妻卑”的原则，因此在推行时遇到许多阻力，直到《开元礼》的修订，将此条奉为定制颁布天下，是我国丧服的一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