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的吐蕃本土化是指构成佛教的佛、法、僧三大要素之一的佛教神抵造像，由印度人的外貌特征转换为具有藏族人相貌特征的神抵，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人种差异对信徒情感的影响。
佛教神抵的造像随着佛教于公元7世纪初传入吐蕃，当时由于造像传播的渠道不同，造像艺术的风格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东土汉地的佛教造像艺术在隋唐时期已实现了本土化的转型，文成公主进藏时在沿途留下的摩崖石刻造像明显具有唐代汉人的面孔特征和装束风格。尼泊尔赤尊公主及其随从中的工匠艺人，对吐蕃的造像艺术和建筑风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还有印度、克什米尔、斯瓦特和于闻的艺术家也被请到吐蕃参与塑像，他们先后参与了松赞干布时期大昭寺和小昭寺的绘画和塑像工作，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供奉的藏汉印三种不同风格佛像的塑造工程，赤热巴巾时期的温江多扎西格培寺和噶迥神殿供奉佛像的塑造工程。但是，吐蕃人并没有接受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异的深目、高鼻、卷发和长须的印度人种特征的佛像。在藏文文献中有关于吐蕃赞普强调以吐蕃本土审美标准塑造佛像的记载，如(西藏王臣记》载:“松赞干布命令尼泊尔工匠按照他本人的身量塑造观音菩萨”。《巴协》也有“赤松德赞下令尼泊尔工匠以吐蕃本土的标准男女作为模特为桑耶寺藏式佛殿塑像”的记载。此后，藏传佛教显宗的“世尊释迩牟尼”、“三世佛”、“三方佛”、“五方佛”、“过去七佛”的塑像，“佛本生故事”中的各类人物塑像都是基本上以藏族人的面孔和身材为标准和基础的。同样，“八大菩萨”和“二十一度母”的塑像也转换为藏族人的面孔特征，藏传佛教密宗的各类“金刚”和“明王”的造像特征亦取材于藏人，藏区之动物、器物和其他实物，如大威德怖畏金刚的牛头是耗牛头像，而耗牛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牛种;马头明王的马头是青藏高原藏马类的头像;文殊菩萨的坐骑白色狮子是典型的藏式狮子等。
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下令让工匠艺人以标准的藏族男女为模特进行绘画、雕刻和雕塑佛像的记载，在吐蕃时期出现的金铜佛像和后吐蕃时期出现的唐卡佛像中可以得到印证，比如一般的自性轮身和正法轮身的佛像具有藏族中性的特征，同时也有尺度地保留了印度人的发髻、额眉、白毫、鼻梁和衣着装束。藏传佛教八大菩萨的塑像完全是根据藏族少女的面貌特征进行写实的。
佛像审美标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点，而佛教的神灵体系本土化则有利于佛教徒的情感融合。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东亚、南亚和西亚三大佛教造像体系，但后来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是汉传佛教造像体系、藏传佛教造像体系和南传佛教造像体系。现在藏传佛教佛像的相貌特征基本上形成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也就是说佛教造像的吐蕃本土化在吐蕃王朝后期就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