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遵循佛教改革本质，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佛教从创建到现在都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创新和发展的。社会现实的需要要求佛教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来支持或制约当时的情况。“一般社会依然是在主观的领域里乱打之绕，并且大都是物质的反映，所以佛和他的大弟子，又不得不适应这个辨证法地发展着的‘反映’而随机说法。”这就是佛的随机说法。巨赞法师认为这个随机说法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一贯的中心，来解释和理解当时的环境，而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理论来附和当前的现实。佛教自从印度创立以来，因为坚持了佛的基本思想，而不不断革新，适应社会现实，故能发展壮大。而后来印度佛教之所以会消亡，就是因为失去了佛的中心思想，而且僧徒不遵戒律，甚至还有生活过于放纵的现象。
比如，佛教一开始是没有戒律的，因为当时的弟子都以好心出家，而且根基深厚相互团结，根本不用戒律，只是到了后来，有一个出家的比丘，被母亲逼迫，与原来的妻子犯了淫戒，佛陀为了约束学佛者的身心，不得己而有了戒律的出现:“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群比丘，生于贵族，攀龙附凤，虽贪出家，而豪心不尽，鄙悖之行，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堕龙。一入无择明，恃贵不节，自贻伊戚。向使中门家子，遇佛出学，虽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经是佛未制戒时，其人所犯，秽陋行多，既制之后，改之可贵”，而一开始的戒律是没有“戒杀”这一条的，当时佛的弟子在社会上杀了人，佛教受到社会上的谴责和非难，佛才召集大众制定了比较宽泛的戒律。佛灭百年以后，毗舍离的跋着就对当时的戒律提出了十项改革要求，分别是:一，听许贮盐于角器:二，日影过正午横列二指长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三，在此地吃了马上到别的地方还可以吃;四，同在一教区者，不必同在一处布萨;五，众议处决时，不足法定人数而有效;六，得听许先例;七，得饮未经攒摇的牛乳:八，得饮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九，造坐具可不用边，随意大小;十，得储藏金银物.以此为契机，革新势力迅速膨胀，佛教教团分裂为革新的大众部和保守的上座部。大众部怀着改革的信念，研读大乘经典教义《华严》、《维摩》等，最终演变为大乘佛教。而上座部的一部分僧众也吸收了大众部的理论，其余僧徒死守上座部的理论而渐渐退入小乘之列，逐渐在人间绝迹。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实践方面，当时的佛教就经历着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印度的佛教徒是穿麻织袭.r,的，但是我国气候寒冷，显然不能遵守。再如沙门乞食，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没有这个传统，如果靠乞讨来维持生活，那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一开始的僧众不得不穿厚衣服来御寒，不得不靠自己耕田来维生。总之，佛教自踏入国土之日就面临着改革.如果说，在实践上的改革使佛教在中国站住了脚跟，那么在理论方面的革新就显得更重要了。佛教自从传入之始，就在不断地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哲学进行对话，一方面佛教没有放弃自己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有所接受，“若完全坚持其本有文化的全部因素，这种宗教不可能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其结果就如明清‘礼仪之争’中基督教顽固派那样惨败而退，若完全放弃其本有文化的全部因素而归入新的文化，这种宗教则会在融合和同化过程中自然消失，如来华犹太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那样。”汉魏时期，道家学说兴起，佛学便用道家的学说来解释佛教理论，用“道”来解释佛教中的菩萨，用“无为”来解释“涅梁”，虽然有些牵强，却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中国文化彻底接受了这种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盛行的是玄学，探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人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讨论，来建立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大乘佛学的基本思想与当时的学说有相似之处，于是便形成了佛学与玄学交互影响的风景线。而到了隋唐时期，则是佛教更加中国化的时期，佛教徒和有德的法师，更加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构建新的中国佛学的思想体系。他们根据大乘佛教的诸多经典，分别建立了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等教派，而印度佛教中的禅学思想，更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以顿悟为特征的“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禅宗思想。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佛学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到了宋明时期，儒学与佛学双重构建，形成了宋明理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佛学的结合推向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