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应该追溯到被后世称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同治五年他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这也是整个“新佛教运动”的前奏。19世纪中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风云变幻，引起不少文人志士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而发奋图强，杨文会就是其中一个。他专攻佛学，躬身实践，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杨文会对佛教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对佛学经典更是反复研读，但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很多佛经和寺院都被摧毁，很多人想入佛门修行都变得非常不易。由此杨文会决定创办刻经处，振兴佛法，普度众生。遂于1866年在南京，筹集资金，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并刻印了第一部佛经—“净土四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
此后，杨文会更是到处搜集佛教经典，选刻佛经，“他不但将自己薪傣所得用于刻经事业，而且通过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自日本找回近三百多种佛藏佚籍。”另外，他还“手订《大藏辑要》，选列经律论三藏四百六十部，共三千二百二十卷。除撰《叙例》、《大藏总经目录辨》、《一藏数目辨》外，还提出《藏经字体不可泥古说》等”，提倡从佛教经典入手来学习和参研佛教，彻底改变了元明以来只是空谈而不注重教理的非科学的佛教研究方法。不仅如此，杨文会还不遗余力，兴办佛学教育。1908年创办了“抵但精舍’，，他亲自授课，严肃学风，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太虚，欧阳竟无(1871-1943 )，谭嗣同(1865-1898)等都是出于他的门下，这为“新佛教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丰厚的人才基础。杨文会毕生以振兴佛教为使命，他曾经说:“摧邪显正，责在僧伽;救弊补偏，功归檀越。”正是由于有了金陵刻经处和抵渲精舍，民国元年他的弟子们才发起了佛教会的组织，争取政教分离，彻底改组佛教，也便有了后来太虚等人为佛教的改革运动而奋斗的历程。
更为重要的是，杨文会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更是一位先行者和启蒙者，从整个佛教思想发展的趋势来看，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正如学者张华所说:“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是因为他为近代佛教的发展标示了路线。这不仅仅是指他以佛教居士身份创设的金陵刻经处、抵恒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等等，大都开风气之先，而且还应该指他为近代佛教思想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从后文也可以明显看出，巨赞法师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