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韦尔慈说过:‘太虚是在杨文会创办的抵恒精舍就读的学生之一。正如杨文会的事业展现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早期阶段，太虚的事业则展示了它的中、晚期阶段，’韦尔慈把太虚视为杨文会佛教振兴事业的一个重要继承者，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新佛教运动”，就不能不提太虚法师，巨赞法师也曾说:“太虚法师天然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④巨赞法师的佛学改革思想就是直接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的.太虚法师是ZV世纪前期最著名的佛学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倡导的“人生佛教”开启了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应该说太虚法师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巨赞法师后来改革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一致之处，都是政局黑暗，佛教界内部戒律松懈，义学荒废，制度腐败，一片混乱，佛教前途迷茫。这时，太虚法师意识到，整个社会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佛教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具体来说，让太虚法师下决心走向佛教改革的道路，一方面是受到康有为(1858-1927 )、谭嗣同等阐发的中西新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被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整个社会到处呼吁兴办学堂，要以庙产充学，借僧舍做学堂，佛教界面临着生存危机之感。
清朝灭亡之后，民国成立，太虚法师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来革新佛教。1912年，太虚法师和释仁山(1887-1951)合作，在南京成立了佛教协进会。“愤僧众之萎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惊觉之。”在1913年2月，在寄禅禅师(1852-1913)的追悼会上，太虚在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佛教“三种革命”的主张，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我认为佛教今后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该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庙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法师的这“三种革命”的主张，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得到了当时社会大众的支持，也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太虚法师认为，“三种革命”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教制革命”，只有彻底改革不适合形势的教制，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僧伽制度，才能培养合格的佛学人才，为其它两种革命奠定基础，用他的话说“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1914年，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3年，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是改革避世隐遁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改革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是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我国僧寺制;建设我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建设奉行十善规则的民俗及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