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善寺所处的金乡县，“地近邹鲁，文化底蕴深厚。两汉时期，张长安、张匡、丁恭、都虑诸儒，精研经传，载入史册。金乡的官立儒学较早，乾隆《金乡县志》:‘金乡县儒学，唐开元时在邑城西’。宋金时期，金乡儒学兴盛，‘殿广百楹，为河南诸邑之冠’，民间‘不以殖为赖，教子读书’，‘升之判官，登于天府者，岁以十百计’。”在金乡受儒家观念影响深刻，当地政府及民众对文化和科举考试甚为推崇，在这种氛围下，自然期待文运昌盛人才辈出，这是当地精神文化追求中最大荣耀。与此同时，金乡的佛教也十分发达，“东晋十六国时期，金乡为南北朝政权争夺的缓冲地带，征战频繁，广大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佛教传播因此有了肥沃的土壤。同时，统治者的大力宣传，金乡佛教因此得到迅速传播，成为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齐鲁佛教史话》)。金乡一部分佛教人士南渡，对全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金乡这片文化土壤中儒佛融合的种子早己埋下，开花结果只跟随时间蔓延。
2011年在金乡县兴隆镇洛城村发现了一块宋初父母恩重经碑拓片，这不仅单纯是一块佛教经文碑刻，同时它还是一块墓碑，即在墓碑后面刻上了《父母恩重经》的经文，这块墓碑的发现为金乡文化融合现象提供了直接证据。对于这块碑及背后的经文的意义内涵至少可以做两种推测:第一种揣测为金乡的佛教十分昌盛，佛教的至高价值己经深入人心，根据佛教的教义无论是读诵抄写还是供养，都会得大功德，将佛经刻于亡者的墓碑后，是种为亡者积功德祈福的做法，而此碑是子女为父母所立，《父母恩重经》的又内容与这种关系十分契合，所以子女为给已故父母祈求佛教的功德，且表达对父母的哀思将《父母恩重经》刻于墓碑后:第二种推测为，佛教在金乡的传播十分兴盛也在与当地的儒学产生碰撞和融合，儒家文化最讲忠孝，当父母亡故子女心中哀痛且不舍，于是在碑后刻上有关父母的劳苦和对子女的恩情，以此表达孝心来寄哀思，而佛教中《父母恩重经》的内容恰好与这种感情相契合，于是佛教经文被拿来表达儒家语境下的忠孝思想。
或许以上对碑的揣测都过于片面，也许立碑本意为以上两种推测的融合，碑上经文的出现至少代表了佛教与儒家观念的充分融合，而且佛教具有祈福积攒功德等民间宗教的功利化色彩，具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最适宜孕育儒佛形态融合和佛教世俗化的文峰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