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明认为虽然当前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政府可以在改革行动中主动出击，他指出政府应当引导和推进葬礼服务机构的绿色市场管理模式。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绿色葬礼理念。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也应当要加强公民的绿色意识，使大众成为殡仪业绿色市场管理体系的最终受益人。

唐云红认为对于绿色殡葬改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殡葬方式，这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殡葬改革结合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对宣传环保、节能、绿色、生态的葬礼方式要大力推进。时机成熟时应将其纳入法律法规，并以严格的方式执行。

朱文伟(2013认为“从来看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现代殡葬建设还不够，受过去传统封建迷信尤其是风水说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公众对现代殡葬建设产生了误解，绿色殡葬是中国葬礼结构转换的历史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道路，绿色殡葬是在殡葬上融入和贯通现代文明元素，在葬礼仪式上通过与时代一起发展的思考和方法来看待问题。

由于中西方殡葬文化的不同，造成中西方殡葬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殡葬制度改革要根据人们的殡葬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事迹情况，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但西方的殡葬制度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在殡葬服务场所网络化、殡葬教育发达、殡葬设备现代化、殡葬执业者专业化、殡葬管理法制化、殡葬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程度和水平都很高。日本对殡葬事务的管理相当严格，墓地等殡葬设施管理者的经营权利受到较大限制，法律将其定位为纯粹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英国殡葬文化深厚，其核心理念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持殡葬“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政府主管不可替代，市场服务不可动摇，通过建立殡葬法律体系来规范殡葬行为，殡葬设施融入了文化元素，做到了现代化与传统紧密相结合。

英国火化率在70%以上，骨灰采取纪念性花园来处理，火葬场所有200多家，丧事由专业公司来承办，市、镇政府依据《火葬法案》管理。其殡葬制度的主要特点:

日本是亚洲最早普遍实行火葬的国家，也是首先提倡不保留骨灰的国家。火化率为99. 4%，骨灰采取回归自然的方式处理，殡仪馆、火葬场和公墓各自单独设置，殡仪馆和公墓均由私人兴办，火葬场由国家开办。现有火葬场所7388家，11550个骨灰存放处，丧事由殡仪馆承办，政府首长管理。。)殡葬立法较早，1884年即制定了有关墓地以及埋葬的管制规定。现行的殡葬法律是1948年6月1口实施的《有关坟墓、埋葬的法律》，这部法规历经十几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1999年。与其相配套的法规是1948年卫生环境省法令第24号《有关坟墓、埋葬的法律实施细则》，1999年进行了最近一次修订。

典型国家针对具有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险参保者，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将丧葬费用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纳人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在丧葬费用支付方面，德国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以雇佣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辅以体现个人和家庭责任的丧葬商业保险、信托账户、生前预约殡葬服务合同等，有效弥补了逝者的殡葬服务费用;英国养老保险为逝者葬礼支付2000英磅的丧葬补贴犯日本和韩国通过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逝者的殡葬服务花费进行资金支持。

第一，死亡风险的社会化要求将殡葬服务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建设。在死亡之后，人之殡葬需要通过资金、物质和设施等获得殡葬服务和开展殡葬活动。在小农经济时代，上述资金、物质和设施通常由家庭或家族来提供，这与当时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相符合。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人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风险之社会化特征日益显性化。这种情况发展至19世纪末，使人们面对的风险更多由社会原因造成，而社会风险的应对主要由社会保障机制来完成。同理，人们的死亡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因素(如污染性工业生产扩张与公共政策不力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医疗体制不健全引发的疾病治疗条件不佳、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一刀切”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风险，故此针对逝者的殡葬服务应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

古今中外的人们均重视对逝者的殡葬。丧葬仪式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在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殡葬活动由教会具体实施，具有简丧薄葬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对殡葬的不重视，其恰恰遵循的是基督教轻尘世和重后世、重视死者精神和强调救赎的生死观。

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于社会体系，拉德克里夫一布朗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都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从布朗的理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它将社会个体以一种社会网络的形式聚集到一起，我们在分析个体及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时，不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割裂来看，若把社会个体与社会结构分开来理解，那么你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社会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社会生活的延续在这里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运转，社会结构是一种内部完整的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对于适应和完整的贡献。通过对布朗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学习到，在研究任何社会习俗和相应的社会活动时，都不能脱离社会结构而单独存在，要把这种社会习俗与社会活动的探究放到社会结构这一大的框架下进行，然后确定它们在这一社会结构下所占的位置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作者在分析哭丧活动与乡土社会结构时，有必要借助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任何种族和社会群体要维持正常秩序，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和文化手段来促使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有机的集体，并根据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序发展。首先，雇主与哭丧人的交易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通过对哭丧活动的购买，雇主实际上更多的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宣泄，我们所理解的“办丧事”中的“雇人哭丧”，每个家庭背后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因此他们请专业哭丧人的动机也不一样，通过这一行为方式，雇主得到了满足，同时，通过观看哭丧表演，参与者把自己置身于一场仪式的表演中，本身“哭”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宣泄，它起到了调和人的心理状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作用，不管是雇主还是参与到这场仪式活动中的其他人，都会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宣泄，从而，他从个体的情感宣泄角度出发，起到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的整体具有一定的结构或者具有相对的组织，社会内部的各组织形式有秩序的连接在一起，对社会的整体发生着作用和影响。整体的功能对于各部分而言起到了平衡与整合的作用，各个部分或各个组织在系统的变化中又会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是有机团结的整体，它具有各个部分所不能比拟的强大作用。“丧葬仪式为死者的人生划上句号，同时也为后继者开出合法性的证明，并重新整合亲属之间的关系，各种关系在礼仪中展演、终结、均衡或被重新建构。”‘可以说，“就社会意义而言，丧葬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都具有团结群体、整合社会的功能。

前文的分析指出，丧葬仪式构筑了一个宗教性质的神圣空间，它是建立在民众宗教感情与心理之上的仪式，其本身具备一定的宗教权威。因此，仪式的举行是在宗教氛围中举行的，村民们迫于宗教权威按照传统举办仪式。然而由于村民的宗教心理减弱，宗教的世俗化导致了仪式的变迁。有学者指出宗教的世俗化:“乃是导致世界祛魅或理性化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或趋势，这一势力或趋势既力图削弱宗教象征、思想、实践和制度的社会重要性，使得世俗生活的诸多领域逐渐摆脱宗教规范和制度的影响。”

行政权力在z村的丧葬仪式中有所体现。z村的丧葬仪式，村委会派村委委员参加，敬送以村委会名义的花圈。(村委会在宴席上有两个席位)在念唱祭文的时候，笔者注意到一个程式:村支书先念一篇悼文，再是礼生再念唱祭文。笔者了解到，村支书念的祭文和礼生念的祭文不一样，村支书念的祭文具有统一格式，格式为:某某同志，然后简要生平，接着，在党的领导下……，最后代表村委会表示哀悼。如果是党员同志或者在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镇政府也会派员参加，与村委会一起敬献花圈。

丧葬仪式变迁的现象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在历时的维度上慢慢改变的过程，z村的丧葬仪式变迁现象主要体现在仪式流程和功能两个方面。

一、吃丧筵 葬礼结束后，逝者家属会邀请参加葬礼的人吃宴席。吃丧筵没有特殊的时间段，巴彦浩特蒙古族一般在火葬结束的当天或第二天邀请送灵的人以及前来探望逝者的亲朋好友到饭店吃饭。据当地人说蒙古族以前没有举办大型丧筵的习俗，后来由于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与汉族来往密切，一生中有许多汉族朋友，逝世后前来探望的汉族同事朋友也很多，因此为了迎合汉族白喜事的习俗，也开始在饭店摆桌子举行丧筵。吃丧筵一方面是为了答谢在逝者葬礼上出钱或者出力的亲朋好友。另一方面，吃长寿老者的丧筵可以获得“纳森宝音”，也就是“获取长寿之福”，人们为了与长寿之人形成某种联系，进而获得长寿的心里驱动下都很乐意参加丧筵。

当送灵的队伍到达公共火葬地之后进行火化仪式。送灵的队伍不会近距离接触逝者的遗体。火化仪式主要由牙苏庆操作，牙苏庆将车上的扎格摆成一个长方形的平台，之后把逝者的遗体面向上摆放在柴堆上面，再用较粗的扎格压住遗体的四肢，避免火烧断亡者的筋使其诈尸吓人。一般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内尸体会燃烧殆尽。离开火葬场地时送灵的人需要进行洗脸仪式。

送灵的车队出发后，留在家里的亲属会进行招福仪式。目的是为了把逝者身上的福分留下来，造福子孙后代。巴彦浩特蒙古族在灵车出发以后，在家留守的亲属往碗里倒满鲜奶或者酸奶，然后跪在佛像前，双手捧着碗顺时针划圈的同时嘴里念“胡瑞，胡瑞”。招了逝者福分的奶异常珍贵，在葬礼结束后将碗里的奶分给家里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的后辈。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以来，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深深地受到礼教的熏陶和影响。孝道现自古就十分受重视死，把送死看成是尽孝的重要标志。《中庸》说:事死如生、死亡如存，仁智备矣。儒家是孝道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十分重视“孝”在丧葬中的作用。孔子有言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从精神上悼念亡者，他的孝道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孔子继承人的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孝道丧葬观的典型代表。孟子认为孝道是丧葬观的主体精神，主张厚葬就是为了讲礼尽孝，否则即为不孝。荀子也十分注重孝在丧葬礼仪中的地位，认为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漫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在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积极倡导下，两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奉行“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孝道丧葬观，认为孝莫重于丧。

音乐文化是通过时光经久的磨练，岁月堆积的涵蕴逐渐累积而成，就像是地质岩石，形成一圈圈的沿层慢慢累积而成为现如今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彩。孟凡玉曾将区域音乐的研究分为“原生性音乐”、“次生性区域音乐”以及“新生性区域音乐’，三个层级。为此，在研究客家区域文化时，仪式音乐的研究是了解这片区域现状的最为直观的方法。赣州殡仪馆与赣州传统的丧葬仪式在探索后发现，传统的丧葬仪式不仅出现在殡仪馆中，传统丧葬仪式过程的核心部分在殡仪馆中得以继续保留，而仪式音乐是最为主要的部分。赣州殡仪馆仪式场域中的传统丧葬仪式音乐的传承揭示了客家人对丧葬仪式的选择、对音乐的选择、对文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