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文化性 自然条件的地域性特点最直接的表达是通过植物，植物也是反映自然景观特色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不同地方的乡土植物表达出不同地域文化的区别，从而变化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文化。景观中植物是造景的重要素材，而本土植物又有其自身的地方文化特色，有着坚实的历史根基和群众基础，能够更好的诊释出地域性特征。植物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征和文化寓意也能丰富墓园景观的文化属性。

建筑色彩具有直接的视觉效果，同时存在一种复杂的间接心理效应。因色彩引起的心理效应不仅仅存在于感觉知觉的浅层次阶段，更会引起更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联想。引发四维唤醒记忆，这与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等有关系。建筑色彩具有视觉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域风俗下对不同色彩的理解不相同，给人们产生的效应也不相同。例如在我国黄色在传统的观念中象征着崇高、权利、地位、威严和华贵。而在基督教中黄色是叛徒犹大所穿衣服的颜色，因此黄色象征着卑劣和绝望。

在人类社会的远古时代，殡葬的习俗尚未成型，处理死者遗体的方式是“死而不葬”或称为“野葬”。《周易.系辞下》中谈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古时埋葬死人，只用木柴厚厚地覆盖，葬在荒野中，其上不建造坟墓，也不种植树木，服丧也没有规定的期限)。直至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随着人类制作工具和使用工具技术的进步，先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思想家于光远提出了“殡、葬、传”的观点，认为殡葬行业在“殡葬”服务以外还应提供对逝者的“传承”服务，就是要通过多种形式让活着的人铭记并发扬逝者的精神。生命传承的生死观要求人们尊重死亡，珍惜生命中精神生命的塑造。生命传承的生死观对于个体的激励和对整个民族文化的促进都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族群整体的价值和利益，对个体的权利比较轻视，在生死观中强调个体生命的义务和责任。而西方文化中对个体的权利十分重视。现代中国人多用忌讳和消极的态度对待死亡的相关问题，将个体的死亡和其家庭成员等一起整体考虑;而西方更大程度上将死亡看作生命的必然和个体的权利，面对死亡的态度更为直接和自由。

尽管中西方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彼此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中西方生死观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代中国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虔诚狂热的宗教徒所占比例较低，但相当多的人认同一些宗教信仰，并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佛教、道教中的生死观仍然对当代中国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是它们彼此不再径渭分明，而是模糊了彼此的边界，以诸多信条的形式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死观。在个体生命的存在阶段以及面临死亡阶段，他们于生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人力来源于自然，生命来源于上天，这种朴素的观念来自先民长期与自然斗争的过程。限于古代的科技水平，先民的生命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各种疾病、灾难让人感到自然力的伟大和人力的渺小。但在另一方面，人又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自然界给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能量和营养。先民在实践中逐步摸清了自然的变化规律，找到了顺应自然以求得粮食丰收、规避灾祸的方法，即掌握了所谓的“天道规则”。在顺应天道规则的前提下，天与人可以相合，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先民的基础哲学理念，它反映出人对自身存在、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天命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即《道德经》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命观念对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经三国至魏晋南北朝近六百年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在我国大行于世，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随着佛教的传入，帝陵中石殿除雕刻孝子忠臣外，不少佛教思想内容也深入到陵墓中来。北魏孝文帝的永固陵园中，就布置了佛寺。佛教到了唐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儒家是崇尚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他的思想一直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在殡葬方面，孔子促成了我国殡葬思想的成熟，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殡葬程序。孔子的丧葬思想突出了一个“孝”字和一个“礼”字，强调生前需孝，死后敬礼，摈弃了神鬼论，使得原始宗教逐渐衰落，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殡葬文化的基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我崇拜与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的观念是紧密联系的。这种崇拜思想使得人们特别重视葬礼仪式的程序，墓地的选址，墓葬建筑的建设，奠定了殡葬文化以及殡葬建筑的重要地位。

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幻想在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力”在控制它们。这种超现实、超自然法则的“神秘力量”，人们将它想象为“灵魂”的“超自然属性”，而超自然属性的载体，就是“灵魂”，或称为“灵体”、“精神实体”，简称“灵”。人们相信某种神灵能够使物体具有生命现象，并且所有物体都有神灵和未来，这就是“万物有灵”。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将“万物有灵”定义为“灵魂的信仰”，并将其确定为所有宗教的根基。

1、坟墓 “当我们在森林中发现一个坟墩，1.8米长，0.9米宽，呈用铁锹堆成的尖头状，我们变得严肃起来，并在心中想:这里安葬着一个人。那是建筑学。”一一阿道夫·路斯。像这样用躯体取代泥土埋在洞中，再把这些土堆在洞上形成一个小土丘。这就是坟墓最简单的形式，也是这类建筑的原型。金字塔、北欧的圆锥形石堆和墓室、迈锡尼的坟等都体现了坟墓原型的象征意义。

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多样话的墓葬需求，集中安置、科学规划的集体公墓开始在敦煌出现。这种集体公墓，目前主要分布在五墩乡飞机场附近，其一亩地的平均售价在六千至一万，主要适合家族使用。因其在打坑、填埋阶段全部使用机械化的方式，所以坟莹密度更大，土地使用面积更为节省。同时，因为公墓配备绿植、坟莹修缮与维护等，在整体规格和设计上更趋一致，因此作为一种敦煌人普遍能够接收的丧葬地点，敦煌公墓建设始终稳步推进。

在现代敦煌丧葬中，与过去相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祭品种类愈加多样，尤其在饮食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加讲究，直接将活人饮食拿来祭奠逝者的情况。实际上，关于上供祭品，老辈敦煌人一直都遵循着一定的讲究与忌讳。

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对传统丧葬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丧葬用品在敦煌市场内可以合法经营了，它改变了以往丧葬中纸扎预备的方式，使纸扎制作单独成为了一门生意。

关于这方面，最显著的就是曾经作为丧葬仪式主持者的阴阳先生重新开始操持旧业并全面复出，旧的敦煌丧葬程序和习俗在变革与改进中被逐渐恢复。

目前，棺木选料与画棺活动丧葬习俗中的等都己沿其旧俗。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棺木选材己主要从选用白杨木变成了在木材市场购买松木和柏木替代。实际上，敦煌在过去就有富人使用松木棺材，穷人使用白杨木棺材的说法，因而穷人们总是抱怨自己用的是薄板棺材。随着经济的发展，用钱购买松木和使用松木制作棺材己变成较为容易的事，因此在笔者调研时老人们也常以自己己制成备用的松木棺材为荣。

在敦煌地区，家中老者在年满六十周岁后，或是因病危原因被劝返回家时，作为老者的家人与亲属，这时候一般都要主动帮助其预备后事。预备后事要准备的东西主要有四样，分别是准备遗照、准备棺木、置备寿衣、问询入葬。相比准备棺木和置备寿衣两部分而言，准备遗照和问询入葬的内容总体较为简单，因此，为对前两部分进行专题总结，笔者在此处只对准备遗照和问询入葬两部分内容做相关的简要介绍。

敦煌地区的丧葬活动，其在举办时主要是围绕上房这个中心场所开展的。 在过去的敦煌农村地区，建设上房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这间正堂大屋的修建往往暗喻着户大人多。但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过去很多成婚后分家的年轻夫妇在建四合院式新居时都很少会建上房，而只建多半院，因此俗称“半院房”。上房的修建作为一件大事，一般都是在儿女成年后才进行，这时主家掌事的夫妇年龄一般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因此一般的敦煌农村家庭在建好上房(堂屋)，或形成完整的四合院房屋体系建设后，也标志着这家人己经在族中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己经成为同辈中的中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