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学者在讨论现代殡葬服务制度的完善时注意到人文关怀与殡葬文化。费中正认为现代殡葬的身体死亡观失去象征交换的符号互动意义，从而引发诸多现代殡葬社会问题，应回归殡葬服务的文化性和情感性，实现人本关怀和人的尊严，把握转型期我国社会变迁为网络殡葬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为网络殡葬提供新动力。郭林认为殡葬原本是建立在生命体验而来的仪式实践，是从人性的关怀处领悟到生死的本质内涵，现在殡葬服务几乎亡失了精神性的礼仪教养，所以构建现代殡葬的社会生态，突出殡葬的社会功能，实现殡葬的社会转型是必要的，建立合理的殡葬服务制度对完善老年福利制度体系也有重大意义。张丽丽则基于互联网的新形势，将殡葬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新背景下殡葬业的发展机理和影响因素，提出“互联网+殡葬服务”构想。
殡葬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的民生工作，殡葬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各级民政部门一定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在增强保障能力上下功夫，在狠抓执行落实上见成效，以实际行动贯彻好中央重要批示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发展。
殡葬工作是一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民生事业，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聚焦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明确目标任务，采取有力举措，切实解决好群众殡葬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争取到2025年，殡葬管理法规政策制度体系基本定型，殡葬基础设施条件、基本殡葬服务保障得到明显改善，建造大墓豪华墓、农村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到2035年，殡葬服务体系、殡葬制度体系、殡葬治理体系、殡葬文化体系配套建立、协调发展，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殡葬服务基础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需求，文明节俭、节地生态、移风易俗新风尚逐步形成。为此，我们需要着力抓好六项重点任务:
确保良好行政的一个重要要求是通过设立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调控行政过程。这意味着通过建立合理的行政程序规则，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以确保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保障。这种规范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实现行政目标时采取更为善意的手段，以提高行政行为被行政相对人接受的程度。在行政程序设计中，应以正当性为价值导向，以权利保护为核心，而非简单追求行政权力的便利性。通过正当程序，个人不再成为行政权力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是能够获得行政权力的尊重和保障，行政权力成为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手段。
重视殡葬相关行政活动中的自愿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开展殡葬相关行政活动时应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自主选择权，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相对人口例如，行政指导中行政相对人接受指导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真实意思的表示。这种自愿性成为行政机关有意回避、混淆乃至推诱行政责任的依据，更应当强调真实自愿。
殡葬相关行政活动中的正当性原则要求其必须基于合法的目的，并且在实施过程中遵循法律规定和程序，确保殡葬相关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例如行政相对人是否接受行政指导，由行政相对人自主决定，并且行政相对人不接受行政指导没有不利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任何越权作出的行政指导都应在法律上否定。对于实质上规制相对人权利和自由的规制性行政指导，还需要行为法上的规范作为基础。行政指导是以理服人的软性行政，其过程本身应当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正当性可约束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过程中滥用行政裁量权。
比例原则作为公法原则被广泛应用并有丰富含义，其主要内容包括:1.最小损害原则。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有多种决定可以选择时，应当选择牺牲行政相对人利益最小而最接近实施行政法目的的行为。2.罪罚相当原则。如果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而应当被处罚时，行政主体所决定的处罚应当与被处罚人的违法行为相当。在殡葬行政过程中，如何贯彻比例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公私合作的目标是保障个人权利、促进公共利益、保持中立和多元性，并实现有效管理和资源利用。在殡葬行政中，合理的行政行为应当符合这些要求，确保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尊重个人选择权，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样的行政行为能够为殡葬行为的规范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在殡葬行为中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要求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方式是合理适度的。“合理”“适度”的标准确定应当是否符合尊重死者与死者亲属的标准，此标准与殡葬行为中情感基础有关。
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期限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为2年。根据规定，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将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计算时效的方法是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如果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或继续状态，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此计算时效在殡葬行为上的悖论是，若某个坟墓一直有人祭拜，那么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一直保有追诉的权力?结合我国目前殡葬行政实践中运动式执法，若以上述方法计算时效，那么落葬的亡灵将无法安息，这不仅与我国入土为安的传统不符，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秩序。
人为何不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的真实实现?这是因为对法律家长主义的支持者来说，人是有限理性的。在法律家长主义的视角下，人并非如传统经济学模型一样是具有“无限理性”的，也并非如民法中所设想的那样是“利己的、理性的、运动着的”、“自由而平等”的人，法律家长主义者眼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是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每一种有限都代表大多数人与标准经济模型不相一致的重要方面。”
国家负有“生存照顾”责任，是公权力介入个人危机的理由，国家承担殡葬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因。国家对殡葬行为承担生存照顾责任，是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全新问题而生成的，它内部既有给付行政的内容，又有服务行政的内容，行政机关旨在通过给予行政相对人利益来实现行政任务的一种行政，用“父爱式”的思想为殡葬行政干预提供理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政理论的进步，殡葬管理也在不断更新和调整。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和新公共服务(New Public Service,NPS是当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效率、市场化和结果导向，主张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方法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公民参与、公共价值和服务导向，主张通过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信力。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这两种理论，确保殡葬管理既符合公共利益，又尊重和保护个体利益，但在殡葬行政管理中处理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可能适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较为合适的。
殡葬行政管理中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要求公共利益的目标是促进个体利益的实现。个体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公共利益“以肯定私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承认私权为起点，在法律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的程序，在各种不同利益博奕的基础上而形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不是相对立的，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是融合，甚至是相互促进的。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而是仅仅提供最佳渠道，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
死者亲属对于遗体具有的是身份法上的权益。它不仅能够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进行逻辑圆满解释，也能够避免物权界定下对人物化的批判，并且此属性的界定也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
火葬与节约土地等资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推行火葬二节约耕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直性的想当然的思维”，火葬推行同样需要占用土地与花费金钱，建设火葬场的面积、公墓面积占用土地面积以及火葬所需投资建设费用，火葬并不节约土地和木材，也并不是更加环保与生态的遗体处理方式。火葬场和殡仪馆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推进，土地资源紧张情况日益凸显，火葬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可能会与其他土地用途产生冲突，导致土地资源的分配问题更加复杂。除此之外，火葬场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较高。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进口的高端火葬炉，不仅初期投资大，而且维护和运营成本也相对较高，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给使用者，即逝者的家属，从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火葬费用的名目繁多且价格偏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骨灰的长期保管费用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对殡葬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截至2021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 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 "有学者预计中国将在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60年的35%。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2022年度中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一0.60%”我国的死亡人口数量一直在增加，2021年死亡人口突破1000万，学者估计在2027年，我国死亡人口将增加到1600万人，若以人均寿命75岁计算，19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在2035年爆发对殡葬服务的需求。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殡葬公共服务供给无法应对殡葬公共服务的需求，面临全方位危机，具体体现为火化危机、墓地危机以及仪式危机。
1997年颁布的《殡葬管理法律条例》管理方针之一是革除丧葬陋俗，201年民政部提出到2020年公民遗体火化率达到100%的要求，时至今日，不仅“陋俗”还一直存在，2021年我国公民遗体的实际火化率也仅为58.8%。我国殡葬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本章将从殡葬行政管理立法、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及相关行政活动、行政程序以及司法审查等方面讨论我国殡葬行政所面临的困境。
责任，即法律责任，它是权利义务实现过程中派生的义务，是“以破坏法律上的义务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总是与特定的法律行为密不可分。法律责任由法律行为所引发。殡葬行政法规范中的行政责任则是，当殡葬行政管理的主体的行政行为违反行政权力的范围和程序时，所要负的行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