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为了集中安葬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牺牲的烈士修建的公墓称为革命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安葬的人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烈士陵园与社会性一般公墓不同，它既是公墓，又是我国建设榆申文明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烈士陵园的精神功用高于公墓的实际功能。50年代为了解决烈士遗骨的安葬问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烈士陵园，当时烈士安葬以土葬为主形成烈士墓，烈士墓区是园内主要的功能之一。烈士陵园的建设，反映我国政府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和人民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之情。

传统的墓葬制度深受续寸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历代的帝王陵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帝王的思想意识特征，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推翻了封建帝制，从思想上割除了封建思想的约束，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希峻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为广大人民纪念缅怀的刘象。

风水师在君山村被尊称为地理先生，从该称呼可看出对风水这门学问的科学价值的肯定。风水师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人们勘测选址，勘测选址包括两方面:房屋风水和坟墓风水，风水学上定义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风水师在人们心中是非常神秘和神圣之人，因为风水师精通易学，明阴阳，晓八卦，识九宫飞星，善于运用阴阳互生和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之术造福人们。

前文己述，君山村群山绵延，有一条拌溪河贯穿整个村落，村民大多沿河而居。伴溪河东北一西南流向，沿河两边有丘陵分布，所以村民居住在丘陵的山脚下的低平处，民居呈狭长分布。丘陵主要为东西走向，丘陵绵延层叠，但并不连接，大多断断续续，丘陵之间断连处形成山窝，山窝中大多是村民开垦出来的田地。

在一些研究丧葬文化的专著中有特别提到坟墓的营造，把坟墓营造作为丧葬礼俗中的一部分来研究，也提到坟墓营造涉及到的风水学知识，但较少全面深入研究坟墓营造的民俗事象。研究丧葬文化的专著中涉及到对坟墓的研究主要是对坟墓形制的研究，如分析墓室、墓上建筑和坟墓形制的演变，主要是结合文献资料的静态的研究，缺少实地田野调查。

彝族祖先崇拜包括核心家庭近祖崇拜、家族祖先崇拜、宗族祖先崇拜、部落祖先崇拜、父系氏族祖先崇拜、母系氏族祖先崇拜、图腾女始祖崇拜等多种形式，其中，以核心家庭近祖崇拜较为普遍，对各种文化的人群来说，特定的灵性与宗教信仰习俗满足了社会和心理需要，比如借由呈现宇宙秩序观和回答涉及灾难和死亡的存在问题减少了焦虑。

恩格斯曾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邓立木通过对不同彝族地区丧葬习俗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情况，指出不同的彝族地区其丧葬习俗存在差别，丧葬文化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有其文化复制和再生产能力，因而在分析彝族的丧葬文化时应该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切入点。巫达认为凉山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于形式上的变化，出现了“火葬加垒坟”的新形式，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部原因表现为人们观念的变化，外部原因则是受到族群间的互动和政策影响，其丧葬文化的变迁是一种变异中的延续。肖雪在对凉山平坝彝族的丧葬文化变迁进行研究时发现，导致变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且变迁体现出文化叠合与文化选择的特质。沙友富、丁杰、吉布呷呷对凉山彝族和生活在都市的凉山彝族的丧葬习俗进行了描述，指出本土彝族传统的丧葬习俗以火葬为主，大都以寨子或者家支为单位，而“都市凉山彝族”一般都是单位领导带头，同事或朋友主持料理丧事。黄龙光在对滇中彝族纳苏颇支系的民间丧仪进行调查时指出，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汉族文化的影响，滇中纳苏彝人的丧葬己经有了明显的汉儒痕迹。张米佳认为威宁彝族丧葬仪式变迁的原因有仪式的简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道教文化的影响。王俊通过对彝族、汉族的丧葬模式进行研究，指出变迁与涵化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同文化群体的丧葬仪式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含义。

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生死矛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认真思考过生死，并以平静的态度来面对生死、面对人生。死亡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只有树立正确的死亡观，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于死亡，也因此有着莫名的恐惧，它引发出的人类焦虑与恐惧也是最大的。

在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崇尚物质第一主义，以高消费、高排放、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正在威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高浪费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殡葬领域，同样出现了对环境的过度污染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状况。现代火葬过程中，通过使用大量的燃料将尸体焚烧，焚烧尸体会产生大量污染大气的气体，并且，在进行火葬之后，又将骨灰埋入泥土之中，树碑立传、这种殡葬过程先污染大气，后占用良田，结果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损害了当代人的健康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而且更损害了后代人获取同等发展的机会，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了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生态文明理念既要树立尊重自然的观念、顺应自然的心态、保护自然的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从而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其它文明的基础和根本，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环。

神灵崇拜，是越南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原始信仰中的神灵崇拜，是崇拜并信仰一些超自然的神灵。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存在局限性，并对社会生产认知不足的时候，只能靠天吃饭，如果因为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导致生产力不足，这时人们会产生对自然、对生灵的一种心理崇拜，心理暗示只有崇拜和供奉一些对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神灵，来年才会风调雨顺，获得丰收。

“人们信风水，一方面是为了趋吉避凶、财源广进，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文化心理的需要。人们对风水的信仰，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心理场效应，一切都顺着能‘传播平安力量的感觉’行事，往往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里笔者试给风水下一定义:风水是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观念，从阳宅和阴宅角度出发，启示人类如何与天、地、自然界万物和谐共生并为我所用，从中获得吉祥安康、寿禄富贵、子孙万代的心理暗示的一门学问。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演变为节口的节气。提及清明便会想到扫墓祭祖。而祭祖文化已经被汉文化圈的国家视为每年约定俗成的传统文化。在越南，立春后的第四十五天，即是清明节。每逢清明，越南人会与家人结伴去扫墓，然后进行供拜家先仪式。在农村，人们上山祭祖会带上铲子，重新整理墓地的土堆，是墓地变得更大一些，除掉杂草和挡住墓地的树木，将墓碑擦拭干净，随后祭上供品，开始祭拜家先。在越南人看来，与家人一同扫墓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每人都带上自己准备的供品，祭给家先以表达思念与敬重之情。有些相信风水的家庭，认为家中若有小孩遭遇病患或家门有不幸之事发生，这是祖坟‘被动’，因此会准备一桌酒席带到墓前供奉，让小孩敬拜完后，家人们便开始烧冥纸。清明扫墓的供品，越南人一般会带上荤肉，寓意为家先准备一桌酒席，如果不做酒席，也会带上一碟糯米和鸡作为供品。现在，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扫墓时越南人也喜欢将鲜花作为供品的一部分供拜给家先。

1、社会背景 墓园是随着人类对自身死亡意识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了墓、坟墓、公墓三种基本形式的蜕变。在市场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墓园的建设代表了一个城市发展的趋势，良好的墓园环境代表了生者对死者的精神寄托。随着人们对“人生后花园”的选择也愈来愈关注，墓园成为了城市建设者们着重考虑的方面。如何才能创造一处风景优美、花木扶疏、安静有序的墓园环境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风水，又称“堪舆”，是中国的先民对生存及死后“栖息”环境条件选择的一种方法。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本文不做深入研究，仅从与本文有关的角度予以探讨。

儒家思想催生了皇陵的发展。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倡: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颜渊篇》)强调“事死如生”，“隆丧厚葬“。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种发展迅速而且系统性很强的殡葬形制—皇陵。如北京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西安的秦陵、汉陵、唐陵;南京的明孝陵等。它们都由神道和陵区两部分组成。神道是皇陵中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更是古代殡葬文化的体现，对我国传统的墓园文化研究很有指导意义，笔者将其特点总结如下:

殡葬监管执法流程大致遵循:“告知劝导”~“警告处罚”一“强制执行”的三步曲，在“警告处罚”向“强制执行”的转化中，往往带来巨大的社会矛盾、使政府的执法成本剧增。以搭设灵棚操办悼念演出为例，“警告处罚”权分散程度可见一斑:“告知劝导”以期丧户自觉改正由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在“警告处罚”中:音响分贝扰民处罚归公安，搭设灵棚是否违规归城管，演出证照审核、演出内容归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奢求“低成本、高效率”，而执法权限的交叉所导致的重复处理、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为市场经营者不堪其扰。“多头管理”也罢、“令出多门”也罢，是基于基本的政府分权架构而管理、规制市场活动。归纳既往殡葬政策和执法个案，监管系统的良性运转牵涉到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多达22个部门的横向配合与通力协作，甚至有观点认为需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对于相关领导在殡葬管理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事前查处介入。

产权的“小”与“大”，为了遏制消费者选择“小”在价格上的购买重用，“大”往往通过在政策制定上让“小”无法立足、不给予相关产权制度的保障，政策运行中打压“小”的生存空间才能让“大”有所为，“大”方能成其“大”。这种打压往往不仅被公众难以接受和排斥，且墓地与融资、抵押、贷款等基本绝缘，进而被司法判决所绕开和部分消解;在墓地地下交易市场的相关判决中，须受到公民的财产保障、社会针对裁判的普遍预期、基本理论中公序良俗原则等多因素掣肘。

“小产权墓”与非法公墓的概念上大致重合，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仅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约定俗成的称谓，与“小产权房”的类比定义而成。“小产权墓”主要有两种类型:类型一是农村封闭运行、不对外经营的公益性公墓，其经审批后建立的公墓建设过程可能是合法的，但其突破了前述《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墓销售过程是违法的，实质上是将公益性公墓违规转变为经营性公墓公开上市销售。类型二是没有任何行政许可或履行部分报批手续的建设和销售行为，公墓建设与销售过程均告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