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一个行业进行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就是对这个行业的市场准入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管控。为了使殡葬业能够安全稳定发展，则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即是对殡葬服务机构在进入市场这一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管理部门的入口把关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服务机构的审批环节对整个殡葬服务系统进行管控，使得殡葬服务机构在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布局上能够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符。
在我国现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都未出现“新型的殡葬模式”或者是新型的殡葬理念，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新型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是应该值得考虑，否则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以后人们对于墓地的需求会只增不少，那么如何提倡人们改变丧葬习俗，改变丧葬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没能见到有关“殡葬价格”控制的条文。时至今日，百姓对该条例最为困惑、意见最为集中的就是殡葬行业的价格失控。现实操作中，“殡”部分的价格由物价部门控制，问题还不显著，但“葬”的部分价格却畸高，“死不起”和“炒卖墓穴”己成为老百姓的垢病。一位朋友家居北京，其祖母和婆婆去年相继去世，夫妇俩给两位老人办理丧事、购买墓地花费了将近5万元，朋友调侃:“这笔钱都能买一辆微型轿车了，现在继‘房奴’、‘车奴’之后，出了个新词叫‘墓奴’，我们就身在其中。”
任何文化都应该处于一个文化整体中去考虑，研究的目的是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实，要看这些事实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个体系的各部分如何联系。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应该从文化的功能角度去探讨文化。因此陕南葬俗的相关功能研究对于研究当地的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Czl因此，丧葬习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丧葬文化的研究能够更深一步加深对当地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内涵的认识。通过对陕南地区丧葬文化的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可以发现陕南丧葬文化有以下蕴涵。
陕南地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移民的汇集地带，受到秦、楚、蜀文化的共同影响。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南文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移民之后，使得陕南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长安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在陕南的文化特征上都有重要体现。
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是地域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人文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许多乡土文化也在一点点的丧失。如今倡导农村殡葬改革，但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实行政策而不考虑地域差异性，乡村的人们同样需要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追求。随着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文化也有了新的判断，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糟粕，但同时也存在需要挖掘和传承的文化精华。在公墓景观设计中要认识和判断传统殡葬文化和祭祀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保护弘扬其精华，更新改造其不利因素。对于死亡和公墓景观尤其是乡村地区墓地的研究之所以比较迟缓，是因为人们往往比较避讳，民族文化的禁忌也比较多，因此应当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利用景观手段营造乡村公墓的精神场所。归纳和提取出承载人们殡葬或祭祀活动的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更新，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延续村落的文化并增强村落的凝聚力。
壁画室墓兴起于汉代，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只占少部分。目前河西地区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且为壁画室墓的墓葬共计52座，最早发现于1944年，为单室砖墓的翟宗盈墓。“对于墓葬的年代夏篡认为系东汉晚期至晋初，阎文儒在发掘简报中定为六朝初期。后有学者认为此墓的下限可能晚到十六国时期。发掘的该墓资料随着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台湾。1956年，在酒泉下河清发掘清理了一座壁画墓，其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集中在敦煌、嘉峪关、酒泉、高台、瓜州、民乐、永昌等地。对于墓葬的年代划分，除了少数墓中有明确纪年的，其余均以墓葬形制与陪葬器物为标准进行判定。
死者不仅要穿衣，还得吃饭。丧礼中的含硷，就是给死者提供吃的东西。民俗中，沐浴更衣的仪式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举行饭含仪式。饭含就是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米贝、玉贝或米饭之类的食物，这样的目的是不让死者成为饿死鬼，到阴间去受罪。出殡之前辞灵时的咽食罐有永久供养的寓意。古人认为死人有知，与生人一样，所以“阂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J}，故作偶人，以侍尸枢，多藏食物，以散精魂”。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遗策”记载，墓中随葬的粮食品种有稻米、小麦、大麦、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水果有杨梅、梨、枣、甜瓜、柿、橙、批把等，其他的农产品有芋、姜、笋、藕、菱角以及冬瓜子、芥菜等，畜类有猪、牛、羊、狗、鹿、兔、马等，禽类有鸡、野鸡、雁、鹤鹑、鹤、天鹅、斑坞、喜鹊、麻雀等，鱼类有鲤、螂 鲡 等，这些食物多被制成饼、饭，烹制成各种羹肴。品种之繁、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在江苏句容天王寨花头2号土墩墓里出土有一罐鸭蛋，新疆吐鲁番还出土有草编粽子。这些事例均说明古代墓葬随葬食物是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社会，死后穿上体面的衣服是每一个人(无论贵贱)的愿望，也是亲人行孝的标志。帝王将相、商贾贵胃生前锦衣玉食，死后也是穿锦戴银。而穷苦百姓也许生前衣不裹体，但死后也要穿上最好的衣服体面地去见自己的祖先，在阴间开始新的生活。在民间葬俗中有“小硷”一说，就是指人在弥留之际，家属要为他沐浴更衣。
《椅氏县志》语:“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封建社会中，各种礼仪极繁且等级森严，稍有逾越失仪即被视为弥天大罪。即使日常生活中，诸如父子、长幼、夫妻之间亦有严格的礼法限制。《椅氏县志·典礼》载有:文庙祀典、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孝义梯祠;坛遗祀典有社程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邑历坛、先农坛祭。还有土地祠、城煌庙、八腊庙等祭。其中以文庙祀典最为隆重，乐章、乐曲、陈设、祭品、祭仪均有定制，仅乐生、舞生、歌生就有78人。封建社会宗法观念森严，族有族规，家有家法，各种礼仪戒约林立，礼仪成为栓桔人们精神的枷锁。民国年间各种礼仪裁繁就简，有的随时异势殊及与行制不合而消湮无存，许多清代原行的其他祀典俱废，族规家法等封建礼教受到冲击。
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决绝地举起了改革风俗习惯的大旗，将其视作阻碍中国变革的巨大阻力，认为倘不将“风俗”和“习惯”改革，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明显，鲁迅仍然沿用了“革命”的思维模式，将风俗习惯同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旧文化的改革结合了起来，同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把批判和揭发风俗习惯作为提倡科学和实现民主革命的一种手段。可以说，风俗习惯被看作“迷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革命”思维的产物。但为什么当时的改革者们将风俗习惯的变革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眼里，被视作“迷信”的风俗习惯又为什么像泼天大祸一样如此顽固不化、来势汹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