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生命”与“死亡”，如何看待“死亡”，从根本上决定了对殡葬活动本质的理解，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礼仪符号的具体形态。儒家对死亡持一种平实自然的态度，这种平实自然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国人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建构的模式。《论语》中有段对话，常被引用:“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日:‘未知生，焉知死?”’在生死问题上，孔子的生死观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探究，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探究。那么，“未知生，焉知死”的释义就是，不知道生的意义，就不知道死的意义，“死的意义只能由生的意义去解释”(宁新昌，2000 )。人既有生物体意义上的生命，又有精神意义上的生命。

现代化意义的殡葬管理基础措施诸如殡仪馆、公墓园、骨灰坛大多与城市相关联，传统乡村等偏远地区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支持。倘若一种殡葬形式既不符合民众的意愿，同时又要增加其习惯之外的程序，自然难以被人所沿用，成本的低廉与方式的便捷性同样是民众选择殡葬方式的考量条件之一。世俗化、大众化、庄严化的殡葬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引导民众传统化观念的转变，焕发民众对殡葬意义的思考。

据凤翔村施炼康老先生的介绍:“白族的丧葬仪式是效仿了汉族的丧葬传统，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繁文褥节，每一步都有它要表达的意思，”结合文献资料可看出汉族的丧葬仪式对凤翔村丧葬仪式有深刻的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丧葬习俗的研究比较全面，关于白族丧葬习俗研究的著作较少，罗杨主编、赵寅松撰写的《中国名镇-云南凤羽镇》一书介绍了凤羽镇的大致情况，在民俗大观一章节中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凤羽的丧葬仪式流程。赵寅松的《白族文化》中不仅介绍了白族人对宗教的信仰，还介绍了白族庄重简朴的丧葬习俗。李东红《乡人说事:凤羽白族村的人类学研究》的第十章着重介绍了凤翔村的丧葬礼俗。中段炳昌的《民间生活与习俗》介绍了剑川白族对生死的理解，以及宗教的信仰。李壮和杨翱主编的《云南历史文化名才手洱源牛街》一书中详细的介绍了白族的本主、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还简要介绍了丧葬的议程。

2001年定西市安定区发现清理了4座元墓，分别编号为M1, M2, M3, M4o这四座元墓均为仿木结构砖室墓，都为东西向，均由墓道、墓门、雨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

从文献资料看，史料中也有关于北宋中低品官墓营建制度的相关规定。不过，囿于宋代丧葬礼典制度重丧轻葬的编撰特点，关于葬制的记载较少。仅见《(天圣)丧葬令》所载“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撑及石室，其棺撑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煽槛”一条。前文己述，此条法令源自唐令，并在宋代一直沿用，故可作为考察宋代各级别品官墓形制的标准。也就是说，按照此条法令规定，除第一章所述诏葬墓之外，各级品官在营建墓葬时，是不得使用石材修造棺撑和石室，其棺撑也不得使用石作、彩画等技艺，以及建造仿木式样等墓室装饰。

如前所述，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所见北宋后期高品官墓多使用了斜坡式墓道石室墓，与北宋中期高品官诏葬墓相比，其形制较为简单。不过，从韩粹彦墓、韩纯彦墓、韩治墓所用石质撑室观之，与韩琦、富弼等诏葬墓的石撑室大体相似，由此说明，北宋后期高品官员墓使用的石室墓应该属于北宋诏葬墓的一种变体。

北宋的诏葬制度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和不断演变的过程。诏葬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仪礼，有着一系列显示身份和荣耀的复杂形式和内容，为了体现这一至高的荣耀，无疑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同时，这种过度的花费也颇为政府和丧家所苦恼，由此，时至北宋后期，这种针对高级品官身后待遇的诏葬制度不断受到时人的垢病，乃至出现了“诏葬破家”的怪异流言。对此，吴丽娱、肖红兵，以及台湾学者沈宗宪等人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即认为诏葬制度耗费过高是导致怪异流言产生的主因。事实上，北宋诏葬制度因经费变化而产生了诸多衍生问题，政府与丧家都主动寻求解决的办法。与本部分所论相关的是“宣葬”的出现、丧家乞免诏葬、诏葬仪轨的简化三个方面。

将基本殡葬公共服务经费和殡葬改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是建立健全与殡葬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的重点工作。为了推动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进度，政府可以采取PPP合作模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开发建设公墓项目。公墓项目开发中，要遵循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保护环境的原则，尽量远离商业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地、居民聚居区。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相关内容，公共部门、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家庭、社区都需要主动参与到社会福利的供给中，政府也可以通过从市场中购买的方式为供给福利。

要在X县建设群众满意的公墓，选址是否得当直接决定了工程土建基础的难度、服务乡镇的范围、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做好规划选址工作一是可以节约施工成本，二是对于后期公墓实用性也是至关重要。一些地方政府选址工作准备不充分就仓促开展公墓建设，对一些后续运行管理埋下了隐患。选址成功的关键因素分为两个，一是建设地址选取的地理位置是各项综合因素考量后的最优选择，二是人杰地灵的选址风水给群众心里上带来的慰藉。

一、党员干部带头，标杆示范带动促改革 革除传统陋习、树立殡葬新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注重发挥正面典型的引领作用和标杆的示范作用，才能以点带面、广泛推动。象山县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签订《党员干部殡葬改革承诺书》，党员干部率先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从关键少数做起，对党员干部的规定量化，执法监督更严、群众举报更实，引导和带领群众树立厚养薄葬、文明俭办丧事的观念。最后形成党员干部带领群众，群众感染群众的良好氛围。

《殡葬管理条例》是从全局统筹规范殡葬秩序，地方对殡葬秩序的管理仍然需要各省、市人大、政府细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要因地制宜出台更加详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2012年《殡葬管理条例》删除了民政部门有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作为上位法的行政法规修改以后，各省各市的殡葬法律规范为了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也应当及时进行修改。

当前殡葬领域最高立法是1997年出台的行政法规一一《殡葬管理条例》，虽然在2012年进行过修订，但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己经进行了很大提升，殡葬改革己经迫在眉睫。政府的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殡葬执法部门的工作也逐渐发生转变，执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需要不断创新执法的方式方法来应对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现存的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漏洞逐渐显现，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今殡葬领域改革和行政执法的需要。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终点，在追求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国家，殡葬执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而人文关怀是破题的关键。正因殡葬立法对人文关怀的轻视，造成我国殡葬行政执法过程中暴力执法、执法人员与民众产生强烈冲突、侵犯民众财产权的现象屡屡发生。例如强制起棺火化、平坟以及砸毁棺材等，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伤害了民众的感情。

陶立播在《民俗学概论》中将民俗学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其中社会民俗包括: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婚丧祭祀等方面。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处的火焰山南麓的戈壁滩上，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连接在一起，两个墓地分属吐鲁番市三堡乡和二堡乡地辖，南距高昌故城仅5公里。巴达木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东，北距哈拉和卓墓地1公里，南距高昌故城4公里，西距阿斯塔那墓地3. 5公里。考古资料显示:这三大墓地的历史年代时跨晋一唐。属晋高昌郡时期以前的墓却少有彩绘木鸭出土。出土彩绘木鸭的墓葬主要属掬氏高昌王国时期至唐西州时期。

在人类学研究中，通常将人生仪式视为“过渡礼仪”，而大多数宗教仪式与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社会界限跨越运动相联系的。一切过渡礼仪的结构都可以析解为相同的和基本的三重模式，即:分离一过渡一整合。透过梅村黎族的丧葬仪式，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模式探究黎族丧葬仪式背后象征意义的诊释和结构转换。

墓室，即坟墓中存放棺撑的处所。历来就深受人们的重视。《仪礼·士丧礼》:“筑宅，家人营之。”郑玄注曰:“宅，葬居也。”又，《礼记·杂记上》:“大夫卜宅与葬日。”疏引《正义》曰:“宅为葬地。”可见，墓室的形制与人们的住宅格局密切相关。北朝时期的人们非常重视对墓室的修建。

墓地即人死后的埋葬之所。早先人们选择墓地，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尸体，以免亲人尸体遭到动物、昆虫的啃食。后随着灵魂观念以及原始宗教的发展，人们开始将选择坟墓神秘化。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孝经》提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在下葬之前时，己经有意识地要先卜问一下葬地是否合适。

在传统儒家丧礼中，祭仪甚众。北朝时期的丧祭之礼主要包括虞祭、卒哭、衬祭、小祥祭、大祥祭、樟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