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送终 在山东民间，丧俗讲究寿终正寝，即避免亡者在病床上咽气，亡者即将离世之时家人必须陪在身边，且在生命垂危之际就要为其沐浴更衣，并移至正屋中间灵床，在家人的陪护下度过最后时光，这个过程就叫送终。为其沐浴的意思是希望亡者可以走的光明磊落、清清爽爽。将亡者移至正厅灵床是因为这里是供奉神灵和先祖的地方，死在正厅才最神圣且可以与祖宗团聚。

礼仪，是人类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而所需要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中国的礼仪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据考古所证，距今1. 8万年前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在他们去世的族人旁撒放赤铁矿粉，这就是最早的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葬礼”。在以后的里发展中人们逐渐对礼仪有了规范，古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对礼仪加以分类，如《周礼》中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丧葬礼包括于凶礼之内并有了明确的界定，“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礼仪》中也有“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的介绍。

六朝时期，佛道盛行，这两种宗教都对丧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丧葬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表现在，通过造像为死者追崇冥福的情况比较突出。如《释法海造像记》:“天监三年甲申，三月三日，比丘释法海奉为亡母、亡姊造无量寿石像。愿亡者乘此福，去离危苦，上升天堂。”《法悦等一千人造像记》:“大斋主王韶1}、千像主王口陷兄弟，为亡父王天赐、亡母口法永恒，值佛声法，口口从心，一时成佛。”甚至还有造佛像置于墓地的，《孙辽浮图铭记》:“有子显就、灵凤、子冲口，追述亡考精诚之功，敬造浮图一堰，置于墓所。”

道祭又称路祭，是指在丧车所过之处，沿路设祭，以奠鬼神。《礼记·曾子问》云:“道而出”，孔颖达疏曰:“经言‘道而出’，明诸侯将行，为祖祭道神，而后出行。”在先秦时期，诸侯出行之前，就会祭祀道路神。唐朝时，在葬礼途中沿路设祭，可能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祭”在甲骨文中，是双手捧肉供奉神主的形象，即向神灵、祖先奉献贡品。唐代的道祭，既是沿路祭祀鬼神，祭祀中应是以祭食消费为主。

所谓葬中阶段，即是指从启殡开始直至埋葬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死者亲属为死者举行盛大的仪式，与死者进行最后的告别。根据《大唐开元礼》记载，一般要经过启殡、陈车位、陈器用、进引、举枢、枢在庭位、祖奠、枢出升车、谴奠、谴车、器行序、诸孝从枢车序、郭门外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泣、行次奠、亲宾致帽、墓上进止、莹次等埋葬前的人、物准备。

唐代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上至帝王下层普通百姓，崇佛之风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在此背景下，人们普遍相信诵经福音，能够帮助清除生前的罪业，使死者在阴间不受审判和更好的转生。因此，停枢待葬期间，人们除了需要为死者备棺敛服外，还经常邀请僧众营斋，为去世的先人念经追福等，佛事消费成为唐代丧葬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念经追福的活动，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仅在葬前，在举行葬礼时也会临犷为亡者念经。在小祥、大祥时，亦有请僧人诵经的情况，可以说这一佛事消费贯穿于整个丧葬活动之中。

满洲早期蓄奴制发达，同时，社会中残存的血缘纽带仍有活力，故给领主与奴仆关系蒙上一层虚拟的血缘色彩。崇德七年(1642年)，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死后月余，有房裨自绩死。法司议:‘诚欲殉葬，当与贝勒同死，何至剪发日久乃绩?明系为福晋所逼，福晋应论死。”奏闻皇太极，仅命将福晋饿禁三昼夜。满洲日俗:父母丧，子女剪发;夫丧，妻妾亦剪发、去耳环。意欲从殉者则否。房裨剪发正说明她无意殉死。而杜度福晋却逼其自绩而亡。

满洲人建国初葬俗尚简，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未时清太祖卒。十二日辰时，其后(后称大妃即多尔衰之母)被迫以身丸《武皇帝实录》载称:大妃“与帝同枢，巳时移棕出宫，安屠于沈阳城北西北角”。就是说，死亡当日即行埋屠，可谓简单之至。到太宗崇德年间，皇室葬仪已初具轮廓。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八九《礼部·丧礼》载“妃丧仪”: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十七日，关唯宫哀妃亮。王以下、佐领品级以上，固伦公主、亲王福晋以下、副都统夫人以上咸齐集。陈设彩仗(以下记奉移、初祭、周月祭、大祭、二周月祭、又行大祭等内容，以及太宗皇帝亲临祭祀等仪节，均从略)。

顺爵密太妃生前居宁寿宫，亮于乾隆九年(1744年)四月十八日午时。第二天，总管内务府为筹办密太妃丧葬仪注，奏上此折。奏折第一部分，系征引成妃葬仪成例。按，成妃，戴佳氏(达甲氏)，满洲镶黄旗人，司库(内务府旗人)卓奇女，康熙十九年(1680年)生皇七子撤佑，五十七年(1718年)十二月册封成妃(与王氏封密殡同时)。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三十日亮，享年七十余岁。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己时入葬景陵(康熙帝陵，在清东陵，今河北省遵化市)妃园寝。胤佑，有残疾(脚跋)。康熙三十五年(16%年)出征准噶尔部，因功封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淳郡王。雍正元年(1723年)，封和硕淳亲王，雍正八年(1730年)莞，第六子弘憬降袭淳郡王。清初定，妃丧，本宫及妃之子守制二十七个月，余妃之子不守制。成妃亮时，弘憬在世，故其与淳亲王福晋一同戴孝，正符合妃子葬仪规定。

不难看出，太平村客家人的丧事道场中，无论是佛教道场还是道教道场，都必须要做“行三献，。并且，尽管佛、道二教信仰因素虽都在“行三献”中有所体现，但“行三献”更多地体现了客家村民对儒家伦理，特别是其中“孝”文化的奉行和遵守。

丧葬“道场”是在太平村客家乡村社会广为流传的民间传统之一，是由“道士”为村中死去的老人听做的宗教法事，宗旨是为亡人超度.使其到地狱之后不受苦难，并顺利到达极乐世界。这既是客家人传承祖先崇拜的习惯的表现，也能够在民众遭遇灾难特别是死亡的时候，对其心理起到的安慰和有所感情寄托的作用汤。“道士”是专门为丧事做宗教服务的佛、道教世代相传的俗家弟子，专门为丧事做宗教服务。由于丧葬中做法事比较普遍，故现在东山一带佛、道俗家经师各有几十人，其中佛徒人数居多。且因年轻弟子较多，文化水平也较高，弟子在吸收和钻研佛教和道教知识的基础上，对经书内容的理解逐渐较其师傅更深入，受到村民的欢迎。家有老人去世者，势必要请人做道场。

一旦服丧不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那么“夺情”一词几乎就完全从官方用语中消失了。除去它有不好的隐含意义，它在社会中已不再发挥作用。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丧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死者落葬之后便进入更加漫长的祭祀期。古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会进入另一世界，通过祭祀可以实现死者和生者的对话，并可以通过生者对死者的祭祀令其得到安慰。后随着礼制的发展将居丧定为孝子必须遵从的礼仪。

“大伴”翌日便要出殡，是日必须举社区之劳力方能将沉重的棺材抬至墓地。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移向墓地并将死者葬于山林，回程路上亦颇有讲究。

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是最热闹的时候，村里人称为“大伴”。这里的“伴”，有陪伴死者之意。当夜所有前来悼唁的亲戚集聚一堂，几项最为浓重的仪式就此上演。

丧礼是人们围绕遗体处理所展现出的人文行为，这些行为不只是一个个动作的连缀，每个动作的背后均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意涵与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作为儒家丧礼，仪式背后体现的是对君的认同、对上的认同、对尊的认同，也是对权利的认同。吕大临曾说:“极天下之爱，莫爱于父;极天下之敬，莫敬于君。敬爱生乎心，与生俱生者。故门内以亲为重，为父斩衰，亲亲之至也。门外以君为重，为君斩衰，尊尊之至也。内外尊亲，其义一也。”儒家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及发展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丧礼作为儒家推行孝道和实现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涉及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向来为史家研究所重视。但长久以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丧礼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丧服、礼学、丧葬等层面，对丧礼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及探讨丧礼与社会互动方面则显得不足。高二旺所著《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一书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以新的、整体的视角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魏晋南北朝丧礼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观点，充实了学界对魏晋南北朝丧礼的研究。

河北省下辖某县级市处于京津保三角区中心地带，距离首都仅55公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2013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753元。隶属于此县级市的B村，共有500户，总人口为2050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村里老人和妇女较多，是此县级市的贫困村之一。

民国时期，湖南传统殡葬礼仪有了进一步的改良。主要表现在礼节简化，迷信稍减和倡导节检几个方而。据1920年代末调查，枚县丧葬，“向重礼节……。现在礼节，稍从简矣”。“居丧有子若妇三年不脱孝服，……其他礼节，诸趋简易”。绥宁县“冠婚丧祭之礼，俱主检约”。1930年，嘉禾县成立崇检维礼会，订立《公约》，关于殡葬有如下规定:“凡丧葬，吊客致仪，概毋同钱，即俗名‘同抬合’也。凡唁丧，于门户微弱者毋事苛凌。凡丧次，毋酗酒。凡祭扫，禁用炮火上坟;人众过村落，必成毋器。凡清明饮酒，禁酗事，酒毋过三行。”蓝山县至有不重视丧礼者:“今世丧祭，若有若亡，至乃亲丧不奔，居然当官游宴，行所无事。" 1948年刊《醚陵县志》载:其时醚陵于丧葬，己“无丁忧起复之制，居官给假治丧，一月为限;兵役法凡直系亲属或配偶死亡未满一月者，得以延期征集，此则与古大异者也”。

终清末以前，西俗东渐对湖南殡葬礼俗的影响还不明显，但传统殡葬礼俗的弊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多认识和感受，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思想的进步，传统殡葬习惯亦逐步发生了些微的改良。卞要表现为某些繁褥仪节的简化，以及某些迷信内容的淡化。如同治年间，安仁县“清水焚荐，唱夜歌，习俗相沿，十大夫家此风以革”;“葬后二虞、大小祥、期诸礼皆不行”;百日、周年之大荐亦有不尽遵行者。新化县‘旧俗竟尚浮屠，城市中则有闹丧、作孝戏慰唁孝子，”……迩来绅十皆稳知其非，遵行《家礼》者众。光绪，兴宁县“泥风水”，“淹枢在堂，频年不葬”之风已“稍除”;“唱孝戏”之风“又泯”，葬后“二虞、大小祥、谭诸礼不行”。善化县“自殡睑以至归空，土族多遵《家礼》，有不作佛事，撰家礼从.R’从简化之者”。至清末，《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有如下进一步的记载:“近来开通之家，亦有不行请水及报庙诸礼者”;“瓦棺之制近有用之者”“现在省城一带，设灵床者少”;“近来仕宦之家;多有不用二淋冠及草履者，则以大帽摘缨去顶，以麻布或白大布蒙之，……穿白衣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