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人死后要洗去尘埃，干干净净地进人另一个世界。所以在死者亲属吊唁之后，要为进行死者净身礼。净身者要细心地为死者用清水周身沐浴三遍，要求全身各部位都要洗净，不能有遗漏的地方，并要为死者剪好指甲，理好头发。如果死者是男性还要修胡或刮胡子，然后用白布在身上缠裹三层。如死者是女性就要约亲友中年长的女性给死者净身修理头发，并用一块白布将其胸缠裹五层，头上还要用一块白布。净身完毕后在死者腋下、脖子下洒丁香粉，死者用的白布上也要洒上丁香粉。对成年男性死者和妇女准备的白布约需一米。当这一切结束后，就要让亲人最后一次与遗体告别，再用专用毡将遗体包起来。

在哈萨克。死者无论是男女老幼，不管死因是什么，如果不是在外地而是在家里去世，那么其近亲即父母、兄弟姐妹在死者快要停止呼吸的时候都要守在他身边。当人去世后，要把尸体单独放在靠右的客房间或右边的帐篷。因为哈萨克人把右边成为客人的位子，即表示死者也为客人。家人要请来伊斯兰教的教士“毛拉”，用白布绑住遗体的下颇，让眼睛合拢，并使之平躺，再用干净的白布盖上，头朝向麦加的方向。此时毛拉或者亲人念清真言一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灵，穆哈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以为死者祈祷冥福，祈求真主和天使保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民族。而每一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为特有，是因为有着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固定内容，即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与习俗等等。就哈萨克民族而言，它的民族特色是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这在丧葬习俗上也有所反映。

由于汉代距今年代久远，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等原因，汉代的墓地建筑面貌早已不复存在。保存下来的汉代墓葬祠堂全为小型石室建筑，多分布于山东、安徽及苏北等地，与《水经注》中的记述地域大体相当。最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前石室武荣祠和左石室武斑祠，在历史上就有记载，并为清代人所清理并加以保护而得以流传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清理的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石祠、宿县褚兰一号画像石墓石祠及二号画像石墓石祠等。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建筑遗迹散见于各报告中。

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附近的宋山先后两次出土了多块祠堂残石，通过整理可复原成几座小型石祠，所刻图像内容与武氏祠相似，均有仙人异兽、车马出行等。其中有两处画像石中刻画有乐舞百戏图像:分别为宋山一号祠堂东壁(宋山画像第一石)第二层，宋山第二批画像第三石的第三、五层。

武氏祠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村北，属东汉时期武氏一族的祠堂和墓地遗存。自宋代金石学兴起，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中就收录有武氏祠中的石刻碑文。后经明清学者的陆续整理，多块散落的祠堂石刻得以重新拼合。

越南独立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越南发现的汉墓数量共计129座，其中32座经过调查而尚未发掘，97座经过发掘。这些汉墓分布于河内市、河西省、广宁省、北宁省、海防省、海阳省、海兴省、清化省和广南省。该阶段发现的墓葬数量增多，墓葬类型更加丰富，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

崔鹏在《赵国墓葬研究》中指出“根据墓葬分布把赵国墓葬分为中心区墓葬和边境区墓葬，然后对中心区墓葬进行分类、分区、分期。把中心区墓葬按照依据有无陵台、随葬品种类和墓口大小等综合因素，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类;依据地形、文化传统、赵国占领时间等因素分为山西区和河北区两区;并以墓葬出土陶器为标准，将山西和河北地区赵国墓葬均分为三期，对应战国早期、中期和晚期。在此基础上，对中心区墓葬墓地、墓葬形制、葬具、葬式、殉葬、车马坑、随葬品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赵国边境区墓葬和邻国墓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总结出赵国墓葬的特点。”

杨建军在《三晋东周铜器墓》中，“根据铜鼎数目、乐器的有无以及墓葬的规模，对三晋地区东周铜器墓进行了分类，并从墓地选择、墓葬分布、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涉及不少赵国铜器墓，为认识赵国贵族墓葬提供了便利。”梁云的《周代用圭制度的流变》，指出“西周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圭为祥瑞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中小型墓中亦有玉圭的出现，但是相比较于高级贵族墓其比例较小，尺寸较小，同时也是仿造层社会玉圭的明器。”

线刻画也是乾陵重要的文物种类之一，一般阴刻于石撑及石门内外、墓志四周和大型石刻的基座上。在这些线刻画中，有一些内容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如永泰公主墓志四周斜刹上线刻的十二生肖。 永泰公主墓志长、宽均为119厘米，厚25厘米，通体乌黑发亮。铭文采用阴刻手法，字体刚健，工整秀丽。志盖正中篆书“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九个大字，四斜刹面上刻有当时流行的宝相花纹和十二生肖图案。十二生肖分刻于志盖四个侧面，每侧面三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对于壮族地区的二次葬程序，国内专家学者有诸多解释，有的认为是迁徙所致，有的认为是祖先崇拜意识，有的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或是出于对于鬼神的恐惧、祈求祖先的庇佑，等等。时至今日，壮族地区二次葬仍然流行，可见壮族二次葬有着与其他地区二次葬的不同之处。壮族地区二次葬丧葬习俗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进行开棺捡金。整个捡金的过程包括四道程序:第一道是捡金，第二道是装金坛，第三道是下葬，最后一道则是祭祀。每道程序都必须严格执行，因为这种习惯性的仪式，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成为一种信仰，当全社会维系于同一仪式、同一情感时，仪式显得尤其威严，情感变得特别活跃。

在彝族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世俗观念已经难以革除。在人们的眼中只有实行厚葬的习俗才是第一位的，因此而赢得人民的尊重和赞扬。谁宰杀的牛羊最多谁就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反之不厚葬自己的亲人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不但自己本身没有面子甚至自己的家族也都感到脸上无光。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使许多过着饥寒交迫、连糊口都难的家庭，为了不受别人的歧视，能够受到世人的尊重，为了一点点的脸面，哪怕是负债累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葬礼中杀牛宰羊。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彝族的厚葬习俗由来已久，在彝族地区厚葬习俗不单十分普遍，而且十分盛行，其结果破坏了经济基础，使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调查:居住在金阳县和布拖县交界的对坪一带彝族比布家曾有叫洪铁、瓦铁的两兄弟，由于在他们父母去世办丧时，前后献牲达一百多头牛，还有数百只羊和猪。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儒教、道教三教的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迎、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汇，各民族融合的地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丧俗既保存中原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深受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这从上述丧葬风俗中可以看出。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王娟1994:34)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涵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

元代中央与地方推崇藏传佛教，明初宗教便成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的桥梁，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诏告天下，在中央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在地方僧官设府、州、县、三级僧司，府的僧务机关称僧纲司，设官都纲，并同时规定各级僧官的品衔、傣禄，僧录司为全国宗教管理机构;州有僧正司，县有僧会司，分管事务，在卫所设僧纲司，在西宁卫、河州卫、沮匕州卫、山民州卫、庄浪卫都设有僧纲司。平番县境内有多处寺院，祝恩寺、华藏寺、红恩卜寺、答报寺、绰而大堂寺等归县衙管辖，东耳阁隆寺、报恩寺等归鲁土司管辖，寺内设有法台一人，番僧数名，平时讲经护寺。遇有法事，便前往诵经超度。鲁土司更是注重宗教的宣扬，建感恩寺、妙音寺诸寺，以示教化，其家族信仰有以下特点:

明初定天下，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自儒学外，又有宗学、社学、武学。自洪武八年(1376年)起，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社学，请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浩》及本朝律令;武学，教武官子弟、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明太祖救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反，不预教之，何由能化?”n明朝希望通过教化以达到天下共治，明成祖在给诏谕瓦刺马哈木的诏书中声称:“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土司辖区多地处边疆，多民族杂居，中央政府更是加大力度，恩威并重，善俗教化以定天下。

政府对一个行业进行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就是对这个行业的市场准入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管控。为了使殡葬业能够安全稳定发展，则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即是对殡葬服务机构在进入市场这一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管理部门的入口把关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服务机构的审批环节对整个殡葬服务系统进行管控，使得殡葬服务机构在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布局上能够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符。

在我国现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都未出现“新型的殡葬模式”或者是新型的殡葬理念，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新型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是应该值得考虑，否则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以后人们对于墓地的需求会只增不少，那么如何提倡人们改变丧葬习俗，改变丧葬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