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以其精美的壁画形式、丰富的壁画题材,是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代表。现有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代墓葬壁画的基本形式,但在图像内容上,也有时代特征的代表,在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出现了众多厘尾元素。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产生,玄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清谈,清谈之时雅士必持厘尾,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墓葬壁画受到特定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

墓葬壁画产生于中国古代,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和传统壁画文化的重要载体,墓葬壁画一般见于墓葬中的墓道顶部及两侧、雨道顶部及两侧以及墓室的四周和顶部。墓葬中的壁画一般取材于墓主人的口常活动以及送葬时的情形,也有很多诸如神话世界、贤人雅士、忠孝仁义、口月星辰等体裁的发现,墓葬壁画一般寄托了古代人对于身后世界的未知和对于墓主人死后享乐的向往。

魏晋时期,颖川豪族、冀州豪族、南阳豪族地主集团对政局有重要影响。皇权一方面依赖于门阀世家大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强调皇权至上,君臣关系不可僧越。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则是君臣附葬礼制与门阀世族聚族墓葬制的博弈。虽然西晋统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家墓遭盗掘,曾要求妻妾后终者不得合葬。但出于遏止门阀世家大族力量与巩固皇权的需要,皇帝要求重要大臣宫人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域内。



沁河流域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两市,河南省西北部的济源、焦作两市。这里人文景观极有特性,孕育了“下川文化”、“舜耕文化”等文化群落;民间艺术绚丽多彩,成就了“潞绣”“上党堆锦”、“荫城铁器”、“面塑”等艺术精品;古迹名胜星罗棋布,崛起了“皇城相府”、“柳氏民居”、“天下都城煌”等旅游胜地。这里乡风民俗淳朴厚重,据明代《潞州志》记载:“潞州(古上党)山川高险,而人俗劲悍……民多俭质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务学”。勤劳质朴的沁河人在长期的劳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丰富的音乐艺术形式。

第二章“吉美博物馆所藏石重床的几点思考”(第59-102页)。作者首先考察第4, 5, 6幅屏风核心人物的墓主身份,主要证据除了相关文字文献外,图像方面主要包括坐签蹄座(与虞弘、青州比较)、持三叉戟(与翟曹明墓门门扉、片治肯特壁画风神、史君石堂E1风神比较)、金鸡帐和公鸡(与翟曹明墓门门媚比较)。接着将第1, 2幅屏风与史君石堂EI, E2, E3构图堪同,认为第2幅屏风上部是“佑护死者亡灵安全通过钦瓦特桥,升人中界”(第”页),下部是“地域之海及其毒虫害兽”(第78页);第1幅屏风下部的鞍马是“诞马”(第81页)或殡马(第88页),承担将墓主灵魂载人中界的重任,作者特别提到“图像中将墓主略去”的细节(第70页),无疑是精辟的。作者认为虞弘石堂外壁第1、2幅下栏和史君石堂N2下部基座所见“鱼尾翼马”是阿姆河神信仰的结果,与郭物将其比定为护送死者灵魂安全进人极乐冥界的卡拉神鱼川不同,可备一说。关于第8幅屏风,作者认为是对伊朗一雅利安关于宇宙起源创始神话的描绘,据笔者所知,这是学界首次对该图主题的明确解读。最后作者认为第2幅屏风下部地域之海的毒虫害兽与史君石堂E1, E2钦瓦特桥及安伽榻板正侧面同类图像含义相同,第2幅屏风下部双手分持束腰状物和鼓褪的神抵是琐罗亚斯德教阿帕姆·纳帕特与汉文化太一、雷公的结合体,发学界所未发。



祭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按照一定的步骤来完成祭祀活动的各个部分。祠庙戏场的祭祀单元主要是供奉神抵的正殿(祭堂),是放置神像上供以及参拜的地方,是激发祭祀情绪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祠庙戏场经过不断衍化,形成了戏台一庭院一中堂一庭院一正殿的基本空间序列,使得演剧的娱乐性和祭祀的神圣性分别以前后两个庭院为中心实现,在空间上的进行了明确的分隔。以祠堂为例,祠堂的三进制结构前称“门”、中称“堂”、后称“寝”。具体而言,第一进为“仪门”,戏台正是某种程度上作为祠庙戏场的仪门意义而存在;第二进为“享堂”,多在享堂中间设有天井,是举行各类礼俗仪式的场所,“享堂”四周的墙壁上多悬挂或凿刻宗规、家法;第三进为“寝殿”,是供奉祖先神主牌位的地方,有的宗族亦将本族信奉的神像神位供奉其中。祠堂所供奉的神主牌位是写着祖先名讳的木牌子,有红底黄字或者白底黑字两种,人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就附在牌位上,所以人们常说:“祭如在”,神主就是祖先存在世间的象征。

杨家祠堂位置靠近湖南凤凰县沱江北岸的护城墙边,聚居着苗族、土家族等多种少数民族,汉族掺杂其中,于是凤凰的祭祀文化既有着汉族的复杂与讲究,也尊重少数民族自己的崇拜和信仰。这一地区的信仰既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地方性,也受到了东部荆楚文化的影响,因此呈现出的文化特性涵盖楚巫文化,还有多种地方戏剧的衍流,如阳戏、辰河高腔、摊戏、茶灯等,民间还流传着椎牛、打猪、还摊愿等民间宗教活动。正是文化的活跃和戏剧的流行使得凤凰当地的祠庙建筑大都建有戏楼,古城内保存完整的戏场建筑大多被开发为参观的景点,这其中,在杨家祠堂的保护和展示中增加了以传统的祭祀和演戏活动作主要内容的环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表演的方式注入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环节虽然和真实的祭祀仪式存在差距,但大致的仪式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彝族源于氏羌,“最早活动于今甘、青、川、陕交接地区以至滇西的广大地方,并不断向四周发展”,“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灰《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他原率领部众居住在‘耗牛缴外’的‘邓之卤’,即今四川汉源一带。三十一世转至笃慕吾,迁至沪阴之山,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笃慕吾娶妻三人,共生六子,即彝族史称之六祖。其后子孙繁衍,各立疆场,分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和默系六支,散布在滇东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地区’“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有又762272人,主要分布于川、滇、黔、桂四省区”,贵州省作为彝族主要居住地之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州共有彝族842735人(不含现役军人), 族源为东汉东迁入贵州的“布、默两支,另外有恒系、乍系的一部分”,主要分布于今毕节地区、六盘水市、黔西南州、贵阳市,其他地区和市不同程度均有分布。彝族“在贵州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阿哲’,二是‘乌撒’,三是‘阿旺热’,‘阿哲’系统也就是现在的‘毕大’地区(含黔西、织金、金沙、仁怀等地),‘乌撒’系统也就是现在的‘威赫’地区(含云南镇雄、宣威等地),‘阿旺热’系统也就是现在的‘盘普’地区(含晴隆、兴仁、兴义)。

汉墓室壁画中除了对神仙世界浓墨重彩的描绘,也有对现实生活场景及一些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描绘。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中多数是孝子烈女、义士、圣君、贤相等,反映了当时推崇儒术特别是儒家忠、孝的伦理道德。《春秋繁露·五行之义》里日:“故五形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并且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及一些自然环境描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代人民对现实世界予以关注并积极肯定的观念。即便是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也难免充当了载体的角色。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只有对现实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的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