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方式和方法对殡葬制度展开研究，取得成果颇丰。王夫子从殡葬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类型及管理制度的角度做了调查研究。靳尔刚和李健采用横向对比的方式，对丧葬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将部分国家的殡葬制度进行对比，进行比较分析，学习其他国家值得推崇的制度。

殡葬文化是“哀托寄思，追恩报德、行孝道、报亲恩”的一种特殊传统孝道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体系。此类研究较多聚焦中国丧葬习俗的研究，如:罗开玉强调根据我国现有考古发现，“丧葬礼俗的起源至少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其下室发现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及一些随葬品。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全部的丧葬礼仪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虽然这是一次特定区域和人群的丧葬活动—只是鞍山城区一位普通老人的丧葬仪式，但它在某种程度上透视出了当今社会人们办丧事的一些普遍心理态势，从民俗学角度，是一个审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通过这次调查可以发现此次的丧葬仪式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既有继承又有改革。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厚葬也是如此。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士人指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系统学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在丧礼中以朱熹的《家礼》为范本，这些人或在朝为官，或在乡为绅士。获得为国家政权和社会所认可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接受过儒家的礼仪熏陶，所以“礼”是他们处理丧事的外在行为规范。清统治者认为“礼”具有“安上治民”的作用。因此要求各地官员作出表率，以达到整肃风气的目的。对于士人来说，在民间他们具有义不容辞的教化义务，而《家礼》的内容则符合教化的需要，因而首先成为士人遵守的范本。

​ 厚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们只是处于被动适应自然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等级制度的出现，厚葬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实行。以后逐渐在民间盛行，成为普通百姓表达孝心的一种方式。

黄佤生活在傣族文化包围圈中，其丧礼因受到傣族丧礼的涵化而兼具仇族和傣族丧礼的双重特色。 黄佤在人死后到埋葬，一般要在家停尸三天，也有因选葬日期原因而停留较长或较短的。尸体停放在正堂里，头朝里，脚朝外。此时死者家人到缅寺请佛爷长老前来为其念经超度，让死者安心到阴间生活，不要变成恶鬼回家伤害人畜，要保佑家中老幼平安，人畜兴旺。而前来吊唁的亲属朋友，每人也要请佛爷为其念诵为死者祝福的经文。念经完毕佛爷要为死者家属测算出山下葬的日子和时辰。

基督教在川南农村地区的传播不仅折射出转型时期该地区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体现出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对当地习俗特别是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

基督教在川南农村地区的传教始于二十一世纪初期，主要传教士来自中国东部沿海浙江、江苏地区。这些教徒到达川南农村地区，在当地首先发展出一批传教骨干，并以这些骨干的家为据点开始发展信众。基督教在川南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对当地文化、当地人民的生活以及观念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当地丧葬习俗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原始人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他们认为灵魂是永存的，能祸福子孙干预人事，这种观念导致了丧葬礼俗的产生，同时丧葬礼俗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的丧葬礼俗最迟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最有力的证明来自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的墓葬遗存，考古人员在尸谓·周围发现赤色粉末，红色象征着鲜血，说明当时灵魂观念已经产生，山顶洞人希望死者复活。大约到了氏族社会前期，丧葬礼仪的内容也比以前更丰富，这一时期的丧葬礼仪己经包括了祭奠、追悼和居丧等内容。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成员贵贱等级进一步划分，丧葬仪式增加了宗教仪式的色彩。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向系统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周代，尚礼之风浓厚，周人认为礼仪代表了文明，丧葬礼仪就是文明的象征。周代的丧葬礼仪已初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儒家对礼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从此至明清的丧葬礼仪程序上大体相同，只是繁简有别，依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增加和删减。

伊斯兰教的葬礼也是根据其交易和经典的规定而进行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把死亡称作“归真”即归至真主之意。穆斯林相信他们从安拉那里而来，最后也要回到他那里去。所以死亡对穆斯林来讲只是肉体的消失而不是生命的终结。基于这种视死如归精神的指导，伊斯兰教的葬礼提倡薄葬从简、三日必葬。穆圣(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的尊称)说:“你们宜速埋亡人，如亡人是幸福的，宜早使其获福;如系不幸者，亦当尽快远避火狱之囚类。”穆斯林认为归真是令人欣慰的，是和亲人的暂时的分离，虽然会感受到分离的痛苦，但也不用嚎陶大哭，并且安拉不喜欢浪费的人，葬礼要简洁质朴，摒除繁文褥节，同时禁止外教的习俗。

辽代具有“灵魂不死，祖宗崇拜”、拜日祭山的传统信仰，而后又随着与唐宋交流的口益加强，堪舆术也随之引入并对辽代葬俗、建筑、文化等其他民俗产生了较多影响，而葬俗是堪舆术对古代社会民俗影响最深远的方面，对“阴宅”即陵墓地址、葬期及藏饰的选择一直是堪舆术的重点。耶律琼墓穴确定之前，家人“卜其兆宅，安盾玄宫”，北宋沈括记“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俊。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从中可以看出，辽代墓地常选择在东、南或东南方向开阔低平并常有溪流、其余三面依山的簸箕形山坡上，如清河门、耶律琼墓，正是堪舆书中所称的“上吉之地”。其他葬俗如葬期选择、随葬明器、藏饰等都带有较强的堪舆意图，甚至辽代的葬俗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重视葬转变为重视丧、祭，更加重视现实意图。

辽代是以契丹族为主体而建立的统一王朝，曾长期统治中国北方达三百年之久，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做了深远的贡献，所以辽史的研究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边疆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辽代统治阶级对书禁较为严格，史料流传甚少，且辽朝被金国所灭，惨遭焚掠破坏，以至《辽史》在《二十四史》中所缺失的部分是最多的，这对辽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所以辽史研究仅靠过去编撰的历史资料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其他途径、资料。

堪舆术起源、形成和发展均处于原始文明社会、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后来在“功利性”的引导下，掺杂了许多方术、玄术、迷信的成分，但决不能因为其带有一点迷信的成分而对其进行全盘否定。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尽心奉养、尊敬和善待父母。古代的统治者认为，人只要孝敬父母，就一定会忠于君主。正如孔子所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柳霞是北周著名孝子，令狐德芬对其评价为“观其眷恋坟垅，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

“礼”与“法”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法律史长期探讨的重要课题。“礼”是指儒家主张的以礼治国思想，“法”是指法家提倡的以法治国思想。战国至秦汉，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盗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伴随着丧葬的出现而产生，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及厚葬之风兴起后，盗墓行为就越加盛行。

中国的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其借助各种各样的丧葬仪式发展并传承至今，可以说丧葬仪式是中国丧葬文化的载体。目前学界公认的所谓仪式是一种象征性行为的界定，但是彭牧认为这种观点是西方现代学术话语构建的结果，实际上，仪式因为主要依赖身体为媒介，所以只是信仰观念外在化、具体化的结果而己。在中国，仪式和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首先是对前代的礼仪实践文本化、固化的结果，又成为后代礼仪实践的基础。

民间信仰是组成和维系丧葬仪式的重要部分，贯穿于整个丧葬事宜，故引发了许多学者从民间信仰角度出发对丧葬仪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