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之中，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思想传入中国。许多志士仁人反对封建专制、希望个性解放，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郑晓江认为，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形成了希望挣脱弊病社会，富有时代特色，勇于创新的人生精神。殷海光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做了巨大贡献。

针对孙中山先生的人生理论，郑晓江提出了“动态的人生观”一说。孙中山认为仅读书不实践不能带来真正的科学知识，因为书籍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因此，需要实地考察来获得真知灼见。由此看出，孙中山重“行”。并且，他提倡要奋力投身于革命。郑晓江认为，孙中山注重实践活动的人生理念带给当时中国人一股强烈的力量，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变革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这种动态人生观唤醒沉睡的人心，激励大家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事业，为社会的变革，时代的更新有所作为。

和合石桥头路骨灰寄存所位于新界粉岭南部的九龙坑，被群山环绕，自然景观绮丽。该项目地处城市外沿，利用西北方向的山体地势和南部的服务用房围合出项目场地，形成一片坑地，骨灰寄存建筑插入山体，整体造型就如同棺木放置在坑中，表达了人们入土为安的殡葬诉求。周边建筑与山体通过阶梯相联系，整体覆盖的植被使整个建筑宁静而祥和。

钻石山骨灰寄存所位于原钻石山坟场的外沿，紧邻城市道路。建筑主要由两个方形体块构成，平面呈人字形，南部尽头靠近道路转弯处，建筑体一部分体量顺着蒲岗村道的走向，另一部分则与转弯后的街道平行。建筑整体呈山形，屋顶空间设计成台级的形式，顺台阶而下，直接与地面空间相连接，形成一道人字形山路。建筑向上的台阶与道路向下的坡道形成关联与对比，象征逝者向上的精神空间。折线延伸的另一端与道路南边转弯处相交合，从屋顶空间看来，向下的阶梯具有了延续性，为死亡空间带来朱来与希望。南部底层空间被架空，形成大片可供人们乘凉休憩的公共空间，如同山涧的谷口，展示了人类最原始的生活空间，设计师欲以此引发人们对殡葬文化的溯源。

荃湾骨灰寄存所位于荃湾区海边华人永远坟场小丘的西北角，西侧为蓝巴勒海峡，北向为城市住宅区。经过26年的岁月变迁，高树丛生，从远处已难看到骨灰寄存所的全貌顺着丘地崎岖的用地，隐约可见建筑外边缘的折线，从白色悬吊的楼板间伸出的绿色植物为这笼罩着死亡气息的建筑平添了一抹生机。

佛教并非我国本土宗教，原始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空幻的，人生充满苦难，深信业报轮回，又分此岸和彼岸。此岸是充满苦难的六道轮回，而彼岸则是超脱生死的极乐净土。如何才能跳出轮回，到达西方极乐净土呢?寿尽时，从世俗世间的忧喜苦乐中完全解脱，身心皆灰灭，完全归入涅槃，无生死可言，称为无余涅槃，是一种完全“空”的状态，是传统佛教的终极理想。

道家兴起于春秋时期，与其他学说、宗教不同，道家提出万物始于道、阴阳相生的思想来超越生死。老庄直面生死，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庄子·知北游》)。老子认为，我们个体的死亡只是宇宙万物自然循环中微不足道的现象，最自然不过，犹如秋风落叶一般，如果刻意抗拒不可避免的死亡，只能是徒增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的痛苦，如能了悟生死齐一、道法自然就能克服死亡、超脱生死。庄子认为我们的生死是天地间“气”的聚散问题，“气”聚则为生，“气”散则为死，聚散只是天地间“气”的循环变化，有生必有死，有死则有生，生死循环无止。道家的阴阳和合、有无相生的观点，不但影响了我国生死观念，也在此基础发展产生了虚实结合、以虚带实的留白审美倾向，简单的空白、虚无传达了物象之外的深意，这种更“高级”的极少审美情趣、艺术手法值得当代借鉴。

中国传统的儒家生死观是其世俗人伦道德、礼制观念的延伸。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己经形成社会伦理礼制观念，春秋时期孔子的出现，更是完善了礼制观念，其中也包含殡葬文化、礼仪。

祭扫习俗在我国民俗习惯中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它是我国社会人民在殡葬等一系列活动里不断发展，相沿成习的礼仪形式，常规性的活动，设定特殊的日期，特定的形式等等。例如在我国的东三省，对待逝者的殡葬习俗是非常之多的，有搭灵棚，点长明灯，架火盆，磕头，穿寿衣，烧枕头，亲属守灵三天，头七，出殡，在有些文化守旧的农村还需要家里的所有女性在出殡的路上只要遇到路口就要下跪磕头哭出来，这叫哭丧。所有的种种这些祭奠的习俗，都是在封建和氏族社会中不断延续而来，其中蕴含着大量封建色彩的做法，繁文褥节，是早期封建社会的映射，是封建思想的具象化，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但是它己成了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颗“绊脚石”，与文明开化对比显得格格不入。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与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考虑治理问题时不能孤立的、片面的只考虑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要用辩证统一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保护自然界。因此，我们在解决殡葬活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思考如何构建以绿色殡葬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殡葬体系时，也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殡葬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指出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一个同步协调的过程。人们是在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经济活动，如果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不协调，必然会威胁自然环境。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也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因此，绿色殡葬模式所期望的是殡葬消费、殡葬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

1、现代墓园的用地性质 我国城市园林绿地分类时以绿地的功能和用途作为分类的依据，把城市绿地分成s大类型: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以及其他绿地。《园林基本术语标准》是我国最新的关于园林行业的行业标准，其中讲到“广义的城市绿地，指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各种绿地。”并将墓园纳入城市绿地之中，定义其为“园林化的墓地”。

1、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 由于城镇的扩张和缺乏适宜的区域分配给新的墓园，从前位于城镇外沿的郊区墓地如今被包围在城市之中(Santarsiero等，2000)。因此现代墓园不再是独立的区域，而是作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墓园的规划也不应局限于墓园局部的范围，而是要扩大到城市区域层面的范围。《中国殡葬管理条例》中对现代墓园的选址要求是选择城市周边不宜耕作、又不宜大型建筑开发的荒地或一些废弃用地进行建造。这些地区无完整的景观性，同时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是建立生态园林城市的障碍。将这些地区纳入城市墓园用地之中，不仅可以缓解城市用地紧张、满足不侵占城市可建设用地条件下建设墓园，还能改善城市环境，满足城市生态环境需求。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缩影。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穴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擅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家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首先，地下空间的循环利用主要体现在建筑材料和废水处理方面。如中水处理系统可以将循环后的中水用于厕所冲洗、园林灌溉、景观用水等。现代建筑材料中金属占比非常大，尤其是钢铁，在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的情况下，回收废弃钢材生产新材料成为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关注点。

进行地下墓园的建设可以有效减少对地面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节约土地资源;同时在降低建筑耗能上有潜力。在进行地下墓园设计时，需要重视人在地下空间中的心理影响，人们传统观念中一直对墓园空间持有消极印象。在地下墓园的设计上，需考虑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在照明、通风、除湿、设备运行等方面采用不同于地面建筑的节能设计手段。如在采光照明中引入自然光线，设置下沉式广场或中庭天井，改善人们长期处于地下封闭状态下的压抑感受。

地下空间所特有的空间属性可以增加墓园场所的仪式感:古埃及时期的太阳神庙将殿内祭拜空间规划的高大、幽暗，与外部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以此增强室内祭坛的庄严肃穆感;中国古代墓葬中常设置缓坡雨道通往地下棺室，也具有仪式感。现代墓葬空间作为人们追思纪念逝者、缅怀先烈的场所，需要庄严郑重的环境氛围和仪式感。可以在地上与地下的过渡空间上进行设计，如入口形式、灯光、色彩等，引导人们转换心境，进入地下祭拜场所。

进入19世纪，拉雪茨公墓(Pere-Lachaise )的建立标志着乡村花园式墓园的出现，实际上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工业文明以开设引起人们的不满，人们憧憬着乡村花园似的自然生活，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墓园建设中。乡村花园式墓园除了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地形通常是起伏多变的，为了营造浪漫的自然风光墓穴也会根据逝者的喜好和个性而设计，样式各异的墓碑和墓穴使墓园看起来更像是绿荫丛下的雕塑园。

中国现代墓园发展较晚主要受到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影响，我国几千年来的华夏文化历史中主要关注的是皇权的集中，墓地建设都是皇陵建设位核心，平地的墓地形态多是带有随意性，充分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不同于中国的历史基础和传统，西方文化对于生死的看法主要是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生死观强调人的价值在于现世的奉献，现世的生命在终止以后可以享受着“天国的永恒”，经过十几个世纪，西方文化浸透了基督教的价值观，也深深的影响到了西方人的生死观。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人不完美，死亡是每个生命的必经之路，要按照上地的旨意现世多行善事就会与主耶稣同在一起，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获取而在于奉献、牺牲、为他人、为耶稣奉献自己的一切，才能够成正果得到永生。这种观念使西方人对于死亡表现出的平静甚至超脱的态度，因此死去的故人不要为他们感到悲痛，他们将会生活在天堂之中得到永生的幸福。譬如，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中，把死亡看作是人生“最本己的可能性”号召人们不要在死亡面前妥协，对于西方人来说，人是独立的个体，灵魂也是个体的理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