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宴宾客以后,奔丧客人陆续离去。晚上由萨巴举行给死者的指路仪式。既给逝者指路,让他在去阴间的路上要走正路,别迷失了方向。又给生者劝戒,要好好生活,珍惜生命善待亲人。还要驱邪逐鬼,把不健康的污秽全部扫地出门。祈求这个家庭从今往后无病无灾,顺顺当当大吉大利。指路仪式一般是出殡当晚举行,若萨巴测算觉得日子不吉利的,可以第三天举行。丧家准备一面大簸箕,装满玉米籽或苦荞米。一只大公鸡、一碗爆荞米花、一盆水、一大把柳条枝等法具。萨巴用这些材料制作法阵“波木日昂”:用柳枝做一个圈,再把柳枝断成数十根十公分长短的枝条,上端四瓣岔开,下端削尖,每枝腰部树皮削翻成梅花瓣状两圈待用。

临终关怀不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而更多的是让临终者面对死亡,正确地看待死亡,了解生命的意义。面对死亡,每个人都充满了恐惧,所以临终者更期待被理解。藏族人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即灵魂离开了肉体,走向死亡。因此,在这种死亡观的影响下,临终之际的相关宗教仪式便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给予的灵性层面的关怀与照护。

“临终关怀就是帮助临终患者安详地、舒适地、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的终点,同时为临终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社会及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以健康的方式应对和适应。藏族临终之际的一系列情感关怀方式,使临终者提高了生存质量,保持了死亡的尊严,从而安详地迎接生命的最后时刻。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临终关怀的主要内容是帮助临终病人和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理解死亡并坦然接受死亡。藏族的死亡哲学和临终关怀传统深受苯教和佛教的影响,现代概念的“临终关怀”,在藏族社会最早是从苯教信仰中体现出来的。作为青藏高原上最为古老的宗教,苯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藏族人热爱生命,珍惜生活,对待死亡也显得从容和坦然,因为人们相信,死后仍然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








在“独尊儒术”思想背景下,先秦儒家理论成为一部分汉儒日常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于丧葬音乐而言,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严守古礼、否认现实”.先秦时期,虽然丧乐习俗在民间丧葬仪式中早已存在,但并不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认同。他们视丧葬(包括居丧)期间奏乐为不仁不义不孝,被允许的只是诸如“临丧不笑”、“望枢不歌”、“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以及“居丧不言乐”。之类极尽悲痛、哀悼之意的“禁乐”行为。格守经典的汉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衣钵,他们言必称“古礼”,对民间盛行的丧葬音乐风俗大加非议。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载贤良之论:


彝族的鬼神系统极为发达,这一点在彝族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中可以窥见一斑。凡是毕摩做仪式,必然就要先请神,以作为鬼的对抗力量。在彝族传说中的神主要分天神、地抵、毕摩护法神、个人伴生魂、家神等五类。彝族人将宇宙分为天、地、人间,三元分,但是人与神的属性不可相互转换,当然除了英雄神话《支格阿龙》外。支格阿龙的是人感生鹰之血而生。一生斩妖除魔无数,备受爱戴,然而因为两位妻子之间相互猜忌嫉妒,最终不幸导致英雄的死亡。因此人死后亡灵得到净化,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祖灵。但是,神与祖先依然属于不同结构,参照创世神话中的祖与神的相关记载,《勒俄特伊》中依然如是。虽然两者人神属性不可逾越,但是人与神之间的互动是有的,而且人的智慧战胜神的考验,体现着“人定胜天”的乐观信念。


在日语中,提及神,首先就是“八百万神”。八百万原本也不代表具体的数字,而是“泛灵信仰”。在日本大和族眼中,神灵就是万事万物,青山绿水,森罗万象。这一点在神话中也有体现。《古事记》中记载:在大地尚未凝成,只是些漂在水面上的蟀蟒一样的东西,如水母般漂浮不定。其中有物如春天的苇芽冒出,生命力极强,生长迅速,化作宇摩志阿斯诃备比古神(也称为可美苇牙彦舅尊)和天之常立神(也称天常立尊)。此二神和前面的造化三神共五神,称为别天津神,它们都是诞生时都是独自一人,形象抽象也无性别之分,称为“独神”。在别天津神后,又相继产生了七代十二位神,称之神世七代,其中两位独神和五对男女兄妹神抵,随后陆陆续续有有了许多天神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