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成都市殡葬设施布局规划》，截止到2020年，成都市将会有33个经营性公共墓园和94个公益性公共墓园。从选址上来看，成都的公共墓园选址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以及除郸县以外的其他区(市)县。中心城区的9个公墓主要分布在东北向以及东南向，均集中于三环路与绕城高速路之间。

我国墓葬文化历史悠久，一直追寻入土为安的墓葬观念。最早的墓葬形式要追溯到1万8千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有我国最早的墓葬遗址。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社会形态以及宗教文化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使得墓葬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帝王为核心的“厚葬以明孝’，的思想观念使得当时不惜财力物力来修建寝陵，当时帝王以及官伺的陵墓在世界上都达到了超高水平，而贫民的坟墓却相之甚远。

鬼神崇拜的思想来源于灵魂观念。从上古时期开始，人们就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万物有灵。一方面，人们观察外部世界，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感到神奇，产生了敬畏的心理，加上万物有灵的观念，便将自然事物人格化，赋予其意志、情感等，于是逐渐衍生成自然崇拜，将很多自然事物当作神灵。另一方面，人们思考自身，认为人体内存在灵魂，人死之后灵魂也依然不灭，这一观念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恩格斯认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悟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的时候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汉代碑刻从纪念碑为主转而为以墓葬碑为主，是汉代墓葬文化发展的催化，而墓葬文化除了思想、政治上的表现外，还表现在其宗教性的一面。汉代墓葬文化的宗教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四点:“祖先崇拜的持久性、神鬼思想的发展、原始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介入”。

汉代建立初期采用儒家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礼制思想、神鬼思想等都对汉代的碑刻有不同程度影响，并有所体现。俞伟超先生谈到:“两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如铜山县周庄发现的两块画像石，一石上刻伏羲，象征阳，另一石上刻女蜗，象征阴，通过天上的阴阳来暗示地上夫妻的恩爱，这些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成都市各大公墓虽然都以“人文关怀”为口号，但是公墓景观的人文关怀整体意识较弱，与造园立的人文立意相悖离。本文将从参观者、逝者、工作人员角度进行分析。

1、人文之“情” 成都市公墓景观的人文之“情”体现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和人性化设计三个方面。首先公墓的服务主体是逝者，并紧紧围绕逝者这一主体进行公墓景观设计。无论逝者生前地位、财富有何差异，在公墓这个公空间皆享有公平地被安葬、被祭拜的权利，享有充分的“有尊严离世”的人权。其次，公墓景观是弘扬人文孝道的重要场所，传承孝道的人文之“情”是公墓景观的重要场所精神，更是当代人文关怀的主体要素。公墓景观作为传递情感的特定场所，作为联接生者与逝者的载体，一方面承担着传递情感、寄托哀思的媒介;另外一方面，肩负着启迪生命价值、兼顾公平、传播孝道的社会功能。最后，公墓景观配置以围绕逝者，服务生者而进行系统的人性化景观设计，满足殡葬行为在公墓中的各种需求。落到实处就是综合运用区位优势，通过合理地组织公墓道路系统、人性化殡葬设施、无障碍设施，为祭拜者创造一个富有人性的公墓情境。被重点调查的5座公墓，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公墓景观的人文之情。

水是中国传统园林景观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公墓选择的重要界定要素。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追求“天造地设”、“天人合一”注重陵墓于自然山川、水流的和谐统一。晋代郭璞在其论述《葬书》中描述到:“葬着，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水在中国古代被赋予智慧的象征，孔子云“仁者悦山，智者悦水”。同时水景是传统公墓景观的主要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对于改善墓园硬质化景观、增强景观的灵动性、观赏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当代学者对于祠堂的研究一般始于宗族研究，甚至乎许多宗族研究直接通过祠堂研究来展开。学者们将民间的祠堂列为宗族的族产之一，认为它主要满足了宗族用以“敬宗收族”的需要。

在中国，自宋代始就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梳理、记录祠堂历时发展的脉络，论述了它在历代的构建、适用对象及功能的变迁等等。其中，宋代司马光曾在《文潞公家庙碑》中，以“先王之制，自有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司马光言简意赅地道明了早在先秦时代，宗庙就曾经作为国家制度的象征物和服务品而出现。

小义堂纪念堂占地三亩，建于鲁南临沂市兰山区小义堂社区的丰源小区北区与京沪高速公路之间的农地之间。该纪念堂于2016年设计并奠基，同年年底投入使用，至2021年己正常运作了3年有余。

王开张氏祠堂位于鲁南地区滕州市上营村公墓之中的矮山下。该祠堂2004年奠基，2005年修建完毕，同年开始投入使用。2003年，滕州市王开医院扩建为枣庄市肿瘤医院时规划，需要占用毗邻的王开村张氏张金错一脉300多户村民的祖坟地。经由村所在善南街道居委会、王开医院院方与王开村村委会三方协商后，由张金错一脉之中张厚健三兄弟牵头，带领张氏村民集体将祖坟迁至城郊上营村皇城公墓，其中由上营村村委在皇城公墓内划出一块公墓地交由张氏村民使用。由于有限的土地面积并不足够300多户村民共同使用。于是，张氏村民召开了家族式的集体会议进行商讨，张厚健三兄弟认为修建骨灰堂能解决土地不足问题，并且此为集体安葬的“百年大计”。

一方面，官方通过实地调研早己敏锐地捕捉到了民众关于骨灰祠堂的民俗实践，并通过地方政策、规范、政府指导意见等官方文件进行了鼓励、指导及资助等。因此，在民俗层面之上，官方能够以具体的话语生成了“介入”民众的民俗重构、变迁的一个具体路径。以骨灰祠堂为例来观之，在城郊农村的区位内，各种现存的制度与民俗之间能够积极地互动，并且逐步地形成整体性制度。而身处其中的骨灰祠堂正作为着重要一部分而出现并随之发生衍变。

对于民众而言，民俗作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始终存在着与时俱进的变换。同时，传统的消失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形式消失，其本质往往还会借助于新的形式继续存在。显然，骨灰祠堂并非在21世纪才出现了的具有短暂历史的过渡产物，民众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就自发地创造并开始使用骨灰祠堂。其一，在山东鲁中地区的淄博市高清县的和店村内，村集体早在1973年始就土地紧缺，无地安置新坟，村干部决议并带领村民创用了骨灰祠堂(当地民众日常称“村祠堂”或“村纪念堂”)的形式用以安放骨灰。

经过调研福寿园这类传统墓园后，笔者发现各种新的葬式在墓园内百花齐放，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一种美感，墓地不再是阴森恐怖的代表，而是“让公墓变公园”，让“祭祀变纪念”，让“告别变美丽”。墓地被分为好多个区域，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色，除了花坛葬、植树葬、塔葬、壁葬之外，按类别还有癌症俱乐部的区域、遗体捐献者的纪念区域等。

在农村不影响的耕地的情况下，可以保留土葬传统，因为那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如果不得己必须推进殡葬改革，那就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及民情、民愿。如今的殡葬改革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可能由于改革者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到传统土葬背后的价值，也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本就抱着打破这种传统的目的，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当我们的耕地面临被墓地占据，当活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应该让人们意识到此时此地的生存境遇，而不是用粗暴的方式强行干预。

人们之所以对葬如此看重，一定要在人死后寻觅另一个栖身之所，正是源于一种灵魂不灭的观念:人们笃信人死后其鬼魂依然存在，它们既活动在冥世，又与人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造福或祸害活人，于是形成习俗和崇拜仪式，借此祈求鬼魂的帮助或宽恕，以保障个人、家族乃至部落的安全。‘这种源于远古时期的二元观念令人们将灵魂与肉体分离，死后肉体归于尘土，而灵魂则变为鬼魂到另一个时空过一种永恒的生活。使得人们相信“地狱”、“冥界”之类的概念。法国学者格罗特曾提到中国人把活人与死人的界限弄得非常模糊，活人与死人的魂灵一直能保持沟通接触，并且交往非常活跃，似乎是一种公理甚至信仰。因此中国人对待鬼神的原则就是一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仅重视尸体的安葬，也同时重视对灵魂的各种安排。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民间风水的影响。

殡葬服务对象是死者和其沉痛家人，服务质量要专业高效、人性化、科学化。既然殡葬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心感受，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才真正具有市场价值。

不适合土葬的地区建公墓，建造材料选用天然的，墓位设计按自然山形排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地形。要建时尚公墓，以树木、花卉命名不同地段。节省每寸土地，爱护环境并开辟优美公墓。

如果土壤环境不好就会使尸体腐化不完全，这样不但不能营养植物，还会产生厌氧腐败和酸性毒物质来损害植物的根部。根据所在安放地区的土壤性质，如果通风不很好就可采用火化，火化后的骨灰中的钙、磷、碳等物质是干物质，是无机肥，肥效快但养分单一，用时要将有机肥和其它化肥联合，才能达到一定效果，但在潮湿的土壤环境中反而更容易和其它肥料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