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经过审批许可，不允许擅自兴建殡仪服务设施。申请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等殡葬服务设施的机构或个人，必须民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方案，再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直到2004年国家出台《行政许可法》后，才逐步取消了民政部门对建设殡葬设施、提供殡仪服务和销售殡仪用品的前置审批程序。

殡葬是人类自然的淘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的文明形式，也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国人重血缘、重家族、重亲情、重孝道，有人过逝，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更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可以毫不忌讳地说，殡葬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人死后要洗去尘埃，干干净净地进人另一个世界。所以在死者亲属吊唁之后，要为进行死者净身礼。净身者要细心地为死者用清水周身沐浴三遍，要求全身各部位都要洗净，不能有遗漏的地方，并要为死者剪好指甲，理好头发。如果死者是男性还要修胡或刮胡子，然后用白布在身上缠裹三层。如死者是女性就要约亲友中年长的女性给死者净身修理头发，并用一块白布将其胸缠裹五层，头上还要用一块白布。净身完毕后在死者腋下、脖子下洒丁香粉，死者用的白布上也要洒上丁香粉。对成年男性死者和妇女准备的白布约需一米。当这一切结束后，就要让亲人最后一次与遗体告别，再用专用毡将遗体包起来。

在哈萨克。死者无论是男女老幼，不管死因是什么，如果不是在外地而是在家里去世，那么其近亲即父母、兄弟姐妹在死者快要停止呼吸的时候都要守在他身边。当人去世后，要把尸体单独放在靠右的客房间或右边的帐篷。因为哈萨克人把右边成为客人的位子，即表示死者也为客人。家人要请来伊斯兰教的教士“毛拉”，用白布绑住遗体的下颇，让眼睛合拢，并使之平躺，再用干净的白布盖上，头朝向麦加的方向。此时毛拉或者亲人念清真言一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灵，穆哈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以为死者祈祷冥福，祈求真主和天使保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民族。而每一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为特有，是因为有着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固定内容，即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与习俗等等。就哈萨克民族而言，它的民族特色是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这在丧葬习俗上也有所反映。

由于汉代距今年代久远，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等原因，汉代的墓地建筑面貌早已不复存在。保存下来的汉代墓葬祠堂全为小型石室建筑，多分布于山东、安徽及苏北等地，与《水经注》中的记述地域大体相当。最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前石室武荣祠和左石室武斑祠，在历史上就有记载，并为清代人所清理并加以保护而得以流传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清理的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石祠、宿县褚兰一号画像石墓石祠及二号画像石墓石祠等。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建筑遗迹散见于各报告中。

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附近的宋山先后两次出土了多块祠堂残石，通过整理可复原成几座小型石祠，所刻图像内容与武氏祠相似，均有仙人异兽、车马出行等。其中有两处画像石中刻画有乐舞百戏图像:分别为宋山一号祠堂东壁(宋山画像第一石)第二层，宋山第二批画像第三石的第三、五层。

武氏祠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村北，属东汉时期武氏一族的祠堂和墓地遗存。自宋代金石学兴起，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中就收录有武氏祠中的石刻碑文。后经明清学者的陆续整理，多块散落的祠堂石刻得以重新拼合。

越南独立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越南发现的汉墓数量共计129座，其中32座经过调查而尚未发掘，97座经过发掘。这些汉墓分布于河内市、河西省、广宁省、北宁省、海防省、海阳省、海兴省、清化省和广南省。该阶段发现的墓葬数量增多，墓葬类型更加丰富，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

崔鹏在《赵国墓葬研究》中指出“根据墓葬分布把赵国墓葬分为中心区墓葬和边境区墓葬，然后对中心区墓葬进行分类、分区、分期。把中心区墓葬按照依据有无陵台、随葬品种类和墓口大小等综合因素，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类;依据地形、文化传统、赵国占领时间等因素分为山西区和河北区两区;并以墓葬出土陶器为标准，将山西和河北地区赵国墓葬均分为三期，对应战国早期、中期和晚期。在此基础上，对中心区墓葬墓地、墓葬形制、葬具、葬式、殉葬、车马坑、随葬品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赵国边境区墓葬和邻国墓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总结出赵国墓葬的特点。”

杨建军在《三晋东周铜器墓》中，“根据铜鼎数目、乐器的有无以及墓葬的规模，对三晋地区东周铜器墓进行了分类，并从墓地选择、墓葬分布、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涉及不少赵国铜器墓，为认识赵国贵族墓葬提供了便利。”梁云的《周代用圭制度的流变》，指出“西周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圭为祥瑞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中小型墓中亦有玉圭的出现，但是相比较于高级贵族墓其比例较小，尺寸较小，同时也是仿造层社会玉圭的明器。”

线刻画也是乾陵重要的文物种类之一，一般阴刻于石撑及石门内外、墓志四周和大型石刻的基座上。在这些线刻画中，有一些内容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如永泰公主墓志四周斜刹上线刻的十二生肖。 永泰公主墓志长、宽均为119厘米，厚25厘米，通体乌黑发亮。铭文采用阴刻手法，字体刚健，工整秀丽。志盖正中篆书“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九个大字，四斜刹面上刻有当时流行的宝相花纹和十二生肖图案。十二生肖分刻于志盖四个侧面，每侧面三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对于壮族地区的二次葬程序，国内专家学者有诸多解释，有的认为是迁徙所致，有的认为是祖先崇拜意识，有的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或是出于对于鬼神的恐惧、祈求祖先的庇佑，等等。时至今日，壮族地区二次葬仍然流行，可见壮族二次葬有着与其他地区二次葬的不同之处。壮族地区二次葬丧葬习俗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进行开棺捡金。整个捡金的过程包括四道程序:第一道是捡金，第二道是装金坛，第三道是下葬，最后一道则是祭祀。每道程序都必须严格执行，因为这种习惯性的仪式，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成为一种信仰，当全社会维系于同一仪式、同一情感时，仪式显得尤其威严，情感变得特别活跃。

在彝族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世俗观念已经难以革除。在人们的眼中只有实行厚葬的习俗才是第一位的，因此而赢得人民的尊重和赞扬。谁宰杀的牛羊最多谁就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反之不厚葬自己的亲人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不但自己本身没有面子甚至自己的家族也都感到脸上无光。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使许多过着饥寒交迫、连糊口都难的家庭，为了不受别人的歧视，能够受到世人的尊重，为了一点点的脸面，哪怕是负债累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葬礼中杀牛宰羊。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彝族的厚葬习俗由来已久，在彝族地区厚葬习俗不单十分普遍，而且十分盛行，其结果破坏了经济基础，使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调查:居住在金阳县和布拖县交界的对坪一带彝族比布家曾有叫洪铁、瓦铁的两兄弟，由于在他们父母去世办丧时，前后献牲达一百多头牛，还有数百只羊和猪。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儒教、道教三教的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迎、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汇，各民族融合的地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丧俗既保存中原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深受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这从上述丧葬风俗中可以看出。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王娟1994:34)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涵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

元代中央与地方推崇藏传佛教，明初宗教便成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的桥梁，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诏告天下，在中央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在地方僧官设府、州、县、三级僧司，府的僧务机关称僧纲司，设官都纲，并同时规定各级僧官的品衔、傣禄，僧录司为全国宗教管理机构;州有僧正司，县有僧会司，分管事务，在卫所设僧纲司，在西宁卫、河州卫、沮匕州卫、山民州卫、庄浪卫都设有僧纲司。平番县境内有多处寺院，祝恩寺、华藏寺、红恩卜寺、答报寺、绰而大堂寺等归县衙管辖，东耳阁隆寺、报恩寺等归鲁土司管辖，寺内设有法台一人，番僧数名，平时讲经护寺。遇有法事，便前往诵经超度。鲁土司更是注重宗教的宣扬，建感恩寺、妙音寺诸寺，以示教化，其家族信仰有以下特点:

明初定天下，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自儒学外，又有宗学、社学、武学。自洪武八年(1376年)起，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社学，请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浩》及本朝律令;武学，教武官子弟、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明太祖救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反，不预教之，何由能化?”n明朝希望通过教化以达到天下共治，明成祖在给诏谕瓦刺马哈木的诏书中声称:“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土司辖区多地处边疆，多民族杂居，中央政府更是加大力度，恩威并重，善俗教化以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