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乡是一个财政相对较为困难的县，但是安乡县近一年来先后三次投资1427.5万元用于殡葬事业，打造出了一个集悼念、餐饮、火化、安葬于一体的多功能殡葬产业群，惠及全县人民，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基础。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丧葬习俗变迁起到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葬法的转变上。根据地理位置与信仰，我国不同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葬法和葬式。平原地区生活的汉族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将同伴的遗体埋入土中，最开始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害和环境的污染，在发展出灵魂信仰后将新生或重生的愿望寄托在土葬的行为中，土葬与信仰相结合衍生出新的含义，早期直接埋葬，后期开始兴起木棺的方式，也有石棺、翁棺等葬具。
丧葬仪式中存在对物品和服务的两种需求，过去物品主要包括自己制作、向村民借和购买三种形式，服务则由村内帮忙的人提供，现在主要通过购买的形式满足需求，物品的购买包括寿衣、棺材、供品、纸扎等，服务的购买包括鼓乐队的表演与厨师一条龙的席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带来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同时创造新的需求。鲍德里亚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将物的概念引申为符号，认为作为“符号”的物品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被消费的是物的差异性，物品变为系统中的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消费关系。
葬式葬法是殡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指处理亡者遗体的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条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葬俗，包括土葬、火葬、风葬、水葬等。我国土葬习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己有将亡人埋进土中的现象，对亲人的关爱是将遗体埋葬的原因之一，此外原始人的鬼魂观念认为在人死后埋葬形体才能让灵魂脱离形体升入天堂，《礼运》中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如果亡者不能入土，他的灵魂将游荡在世间，对生者产生威肋、，因此土葬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亡者的恐惧。
1、墓位选址 中国古人认为阴阳两极对立，“阳宅”与“阴宅”分属不同的区位和方向，居住区和墓葬区是完全分离的。东晋郭璞《葬经》沈，曰:“葬山之法，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认为地形与山势一致为上乘之地。因此中国墓葬选址首选为山地。在门992年<公墓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提出:“建立公墓应当选用荒山脊地”，公墓规划与山地相结合不仅符合传统观念，同时有利于打造层次丰富的山地公墓景观。与荒山生态保育相结合符合节地效应，符合中国传统以山为家的殡葬习俗 西方的公墓设计并不存在风水学说。在西方神学阶段，公墓分布在教堂的四周，而教堂往往居于城市之中。工业革命之后，教堂已经无法承担日益增多的遗体，公墓被迫迁往城市郊外，城市郊野自然风景优美，使得西方公墓在乡村花园式墓园阶段就具备了园林化倾向。
1、近现代公墓初始阶段 中国近现代公墓起源于19世纪末清政府被迫开埠五口通商口岸，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公墓用来安葬外侨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墓条例》，标志着近现代公墓建设的开端，这一时期代表公墓有始建于1930年的北京福田公墓。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墓暂行条例》，是一部较为完善的法令，但受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公墓的建设基本处于停滞。这一阶段的公墓更多以功能性为主，还不具备绿化生态意识。
1、教堂墓地阶段 西方的殡葬又化受到宗教、哲学及生死观的影响，宗教和哲学构成了生死观的基础。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在西方世界确立了统治地位，宗教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死亡成为连接人间与天堂的入口，普通民众面对墓园时显得平静，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又化。埋葬死者通常选择安葬在教堂的附近，以获得神的庇护。以教堂为中心，越有权势地位的人安葬离教堂越近，平民的墓位于墓地的外围，墓地的布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工业革命之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承担殡葬服务的教堂显然已经无法处理日益增多的遗体，直接导致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必然要求重新定位城市与公墓之间的关系。以教堂为中心的墓地格局开始瓦解，墓地被迫从城市迁移至偏远的郊外。显而易见，在神学阶段，墓地围绕着教堂，生态景观并不在它考虑的范畴之内。
烈士公墓的埋葬对象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领和士兵。国民政府内迁后，日本的战略重心逐渐转移至以重庆、四川为主的大后方一带，这导致重庆承受的军事压力十分之大。烈士公墓的选址管理和管理也较为特殊，一般会受到军医院的影响。这是因为将领和士兵受伤后一般由军医院负责管理，如果遭遇死亡也由军医院负责尸体掩埋处理，所以这类公墓优先考虑设于军医院附近。在伤兵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其埋葬的问题，据档案显示，1938-1948年间重庆地区烈士公墓的数量有限。1939年10月，第十四陆军医院提出希望在医院附近地带(陈家馆、董家溪)指定旷地埋葬伤兵。但财政局认为江北香国寺一带没有充足空地可以埋葬伤兵，只有江北县属第一区龙溪乡蚂蝗裸忠孝堂义地距离董家溪近，且有余地可供埋葬。1940年1月，确定在江北香国寺医院附近建立抗战死亡将士公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重庆发展的历史新阶段。1939年，重庆被列为行政院直属市，次年十月被定为战时首都。战时首都时期是重庆丧葬礼俗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由于行政地位的提高和战争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对人口管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重庆需要为丧葬礼俗变革发挥示范作用。可以说，战时首都时期是重庆丧葬礼俗变化的关键节点，是礼俗文化的转型阶段。由于历史原因，使得重庆由一个区域中心变为全国的关注点，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重庆，重庆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的行政地位变化和社会文化冲击完全不同于以前，受到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地区的丧葬礼俗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迅速转变。
严昌洪关于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流变应该是较早的这方面的研究，作者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和风俗改良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民间的回应，以及实际上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变化。作者先是指出了传统丧葬礼俗的渊源是史前的祖先崇拜，以及其特点在于具有封建等级性、迷信色彩和因重视“孝”而造成的程序繁杂。在此基础上，作者接着讨论了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丧葬礼俗进行的改革，包括制定《国葬法》、对民间丧葬礼节的规定等措施。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民国丧葬礼俗发生的具体变化以及特点，这对丧葬习俗的后续研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以往学界对于丧葬礼俗的研究，传统丧葬礼俗是重点，尤其是从原始时期到近现代丧葬礼仪和风俗的延续与变化，这方面成果丰富。杨亮采的《中国风俗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的第一部专著，作者考察了从黄帝之前至明朝的风俗变化，其中对每个时期的丧葬风俗做出了单独介绍。书中引用了许多原始史料，不仅可以让普通读者清楚地了解丧葬风俗演变的历史，还能为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民政部门清明节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供服务。这里的服务包含两个含义，一个是节日期间集中开展的祭扫服务，一个是日常的殡仪服务，两个服务互相影响、休戚相关，都必须认真做好。清明祭扫服务做得扎实有效，可以树立殡葬工作的良好形象;日常殡仪服务做得规范优质，可以为清明祭扫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完善殡葬服务设施。H县殡仪馆始建于1976年，为适应形势和发展的需要，2016年H县将原地处于城南的殡仪馆搬迁至宋店乡南北四村，现殡仪馆按国家二级标准建设，占地面积近100亩，建筑面积约1.3万m2，建筑主要有悼念厅、守灵厅、遗体处理、火化间、骨灰寄存区、业务洽谈区、丧葬服务区、员工办公、员工宿舍及后勤配套区等。拥有6套火化设备，分别为拣灰炉3台，平板炉3台;5个悼念厅，分别为普通悼念厅2个、高档悼念厅2个及豪华悼念厅1个;6个家庭式灵堂，规模和功能在全省县级殡仪馆中处于一流位次。2016年，为优化殡仪馆管理，提升殡仪服务水平，H县对外公开招标，引进了安然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殡仪馆只负责遗体火化、冷藏、骨灰寄存等基本公共服务，其他一切殡仪服务则由安然公司按市场化提供。“十四五”期间，H县计划投入1200万元，在殡仪馆场地内新建一座骨灰堂，包括办公、休息、骨灰存放等功能，改善H县及周边地区殡葬条件，加快丧事服务的进程，满足群众不同档次的合理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健全领导工作机制。2015年，县两办印发了《中共H县委办公室H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调整县殡葬管理工作领导组成员的通知>》，《通知》根据最新人事变动，建立完善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20家县直单位为成员的殡葬管理领导组。同时，县两办出台了《中共H县委办公室H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宣传媒体、民政、财政、发改、国土、林业、公安、市场监管、卫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明确了部门职责，形成了对殡改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