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芳先生指出“陵墓封土作为一种象征性建筑，其外观的不同形制，应包含着特定的意义。根据上文，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为封土这种墓上设施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不论是什么形制所起到的只是简单的标志物和实用的作用。中原地区吸收和借鉴后，由于社会背景发生变化，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表达等级观念和贫富差距，中原地区对封土的形制进行改造和创造，形制开始进行复杂的演变，而这时，封土的形制才成为了文化内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的形制才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才成为了身份和等级的表现方式之一。

从江南土墩墓与中原地区封土墓的联系可以看出，土墩墓对中原地区的封土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某些形式被中原封土墓所借鉴，但也不能否认，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区别，如在文化系统方面、葬俗、葬制、葬具、流行程度，最重要的应该是在封土的作用、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

墓上封土的出现代表了墓上标志物开始向制度化、长久化、规模化、礼制化转变，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甚至有些民族地区的封土还带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墓上封土。除了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日喀则地区北部的昂仁县的12座墓葬，西藏自治区琼结地区的吐蕃王陵等考古资料外，西藏自治区的其他民族和地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有在墓上封土的习俗，也带有自己的特色。

1)孝道厚葬的儒家丧葬观 儒家是崇尚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他主张礼乐、仁义、忠恕、中庸、孝道。其中的“孝”、“礼”在丧葬思想中尤为突出，强调生前需孝，死后敬礼“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孝道丧葬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厚葬隆丧”、“事死如生”殡葬原则。孔子对于人从死、检、葬、丧、居丧、丧服、祭祀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被后世遵循与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原始宗教神鬼论，为我国传统殡葬文化奠定论基石，对我国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很多自然现象人们无法理解，人们幻想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并将其幻想成“灵魂”，当其附于身体时，人就活着;当它们远离时，人便死了;当灵魂与躯体不能完全吻合就是生病等。人有生死，但灵魂却是永存的。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灵魂不灭”的形神观。同时，人们相信这种“超白然”神灵能使物体具有生命现象，且所有物体拥有神灵和未来，这就是“万物有灵”。

1、草坪区直立或卧式墓碑区(简称草坪葬) 适用于坡度10比1(水平垂直比疚右的缓坡地形。此地形受限制较小，适合大面积草坪的铺植，草坪上的墓穴可设水平或直立墓碑。规划上以水平墓碑为时尚。在规模上，草坪区的骨灰葬墓穴用地仅需略大于骨灰盒，所以密度可以较高，每个墓穴家庭墓园中可以较紧密排列。

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独立陵园制”逐渐形成，帝陵陵区规划以一代国君为中心，如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陵、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封君大墓、河北邯郸赵国王陵等;秦国自惠文王开始，以后每代国君都有独立的陵园名称，如惠文王的“公陵”、悼武王的“永陵”、昭襄王的“芷陵”、孝文王的“寿陵”、庄襄王的“阳陵”、秦始皇的“骊山”等，这种拥有独自的陵园名称正是“独立陵园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帝陵同商周那种“集中公墓制”不同，每座帝陵的陵园和荃域有一定的规模，各类建筑设施一应俱全，形成完善的管理功能，是一种“独立陵园制”。

从战国时期开始，秦以咸阳作为都城，不断向东扩展，最终统一全国，也逐渐形成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渭北和渭南两大陵区。根据史书的记载，最迟从秦惠文王开始，咸阳原就己经成为秦国的王陵区。考古钻探调查的结果表明，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的永陵就位于都城咸阳西北部的原上，二者的陵园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内中部南北并列两座陵墓，南面的为王陵，北面的为王后陵，体现的是“王陵居前、后陵靠后”的排位原则，其方向当以面南为宜。尤其是惠文王公陵所在的位置也成为西汉成帝延陵的陵区，延陵和公陵的陵园间距只有145米，延陵东司马道距离公陵封土仅150米。这也反映出秦汉帝陵在选址方面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和承继关系。位于都城咸阳东南的芷阳陵区埋葬有秦昭襄王到庄襄王的几位帝、后，其中的一号陵园内有南北并列的两座带有四出墓道的亚字形墓，墓上有封土，四周以天然和人工壕沟环绕，可能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异穴合葬墓。这种夫妇共用一个陵园异穴合葬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刘邦之父太上皇万年陵、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均采用这一做法。

西安周围一带特殊的地形，是西汉帝陵两大陵区能够以都城为中心对称布局的自然地理因素。群山环绕的关中盆地大致是南北高、中间低，渭河自西向东从中间穿过。渭水两岸和径、洛两水的下游，皆为海拔400米的平原，在平原周围海拔400米至700米之间为流水侵蚀成的高阶地，就是一般所说的原。这种原在关中是相当多的，大小不尽相同。

西汉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共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帝214年。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而西汉考古、特别是集中体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无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丧，《说文·哭部》:“丧，亡也。”段玉裁注:“《亡部》曰:‘亡，逃也。’亡非死之谓也……公子重耳自称身丧，鲁昭公自称丧人，此丧字之本义也。”因“亡也”，故己离开亲人身边，长时间“不在”，则谓其死亡。《白虎通·崩亮;:“人死谓之丧。”段玉裁注:“丧，凶礼谓之丧者，郑《礼经目录》云:‘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居于彼焉，己失之耳。’是则死曰丧之义也。”古人基于特定的灵魂观念，人死后都将为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爱、眷恋和关怀之情，故而“丧”又引申为哀葬死者的礼仪。

王薇 ( 2005 )的《<仪礼>名物词研究》对《仪礼》中的所有名物词进行分类，并对其中的单音词进行溯源式探究;滕华英‘z (2005)的《先秦汉语服饰词汇系统研究》运用语义场理论，分析先秦汉语服饰词汇语义场的层级性和系统性，描写服饰词汇的分类系统，探讨了先秦服饰词汇所蕴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内涵;李存周(2006 )的《<大戴礼记>词汇研究》对其单音词、复音词及其结构进行分析论证，总结了《大戴礼记》的词汇特点。

1、青山白化一一死人与活人争地 死人与活人争地，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墓地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约有13亿人口，按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死亡率为6.41 %，死亡人口约为833.3万，而火化率仅为50.6％，还有411.6万的死亡人口为土葬。按云南大学周鸿教授等的研究，土葬平均占地Sm2/人、火葬占地2m2/人计算，每年用于殡葬用地的土地为31 km2。若再任公墓建设的自由扩张，若干年后人类将面临被墓地所包围的尴尬境地。

1956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人死后不装棺土葬，实行火葬”的提议，由此拉开了中华大地殡葬改革的序幕，为殡葬管理和服务指明了方向。

公墓，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是奴隶制国家国王、地方诸侯、地方首领和王室贵族以及其他奴隶主的墓地。与之相对应的平民墓地称为“邦墓”。它们都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体现了血缘关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到了封建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族墓取代了公墓，族墓成为流传至今的主要墓葬形式。近代公墓的兴起主要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上海租界首先开办了以埋葬外国侨民的公墓，后来又有了以同一教派为单位的天主教、佛教公墓。

我国经历了多次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大量革命英雄。大量遗骨急需安放，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建设了第一批烈士陵园。他们的形式由公墓和纪念碑构成。在当时的年代，受政策的强烈影响，新建和改扩建烈士陵园在全国各地成为潮流，陵园风潮导致了土地的浪费，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侵占林地、农田的现象严重。陵园、公墓在土地权属上产生了很多纠纷，烈士陵园的利用率并不高。并且，烈士陵园在运行上也出现问题，设施维护工作滞后，建筑受损，部分建筑出租他用，用地性质改变，参观和纪念程序复杂，平日并不开放。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纪念”为“怀念某人或事物的行为和思想”，在《牛津英语字典》中的解释是“something made or done to remind people ofan event, person,etc"(历史留存至今，用来怀念人物、事件或时期的事物)。纪念是“留住对于某种事物的特殊记忆，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

“为纪念在革命时期或是重大事件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们而修建的纪念场所”。“陵”在《说文解字》中为“大阜也”，阜本义大土山。《诗·小雅·天保》中有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古代陵是帝王墓地的称谓。明国时期，人们通常称中山陵为陵。现代，公墓是由陵的形式演变而来，烈士陵园即为烈士公墓。随着文化的发展，烈士陵园从一般的烈士公墓变为以园林形式营造的既有墓地又有瞻仰功能的复合性纪念场所。

大堡子山墓地后被认定是出土带有“秦公”铭文青铜器的地方，已清楚地说明这里就是一处秦国的国君陵区。从古代文献可以了解到，秦人是扬着牧马竿走出历史地平线的一个古老的部族，西周时期就已经繁衍生息在甘肃东部的陇山以西地区，并有秦先公埋葬在这一带。

从陪葬墓发掘的总体情况来看，按照陪葬墓墓室的数量，可以将陪葬墓分为双室墓和单室墓两大类。 从发掘简报和已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陪葬墓采用双室墓形式的有:尉迟敬德墓川、郑仁泰墓”、安元寿墓、韦贵妃墓、燕妃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淮南大长公主墓、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节憨太子墓。这些双室墓前室小于后室，从埋葬时代来看集中在高宗至睿宗之间，迄今为止，中宗时期发现的陪葬墓都为双室墓的形式，但到了玄宗时期，单室墓又成为主流的形式。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时代变化和制度变化造成的。王小蒙女士曾撰文《从新发现的唐太子墓看太子陵制度问题》，其中涉及双室墓的出现时期并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分析。